汉匈百年战争

黄河西进，在河南歼灭匈奴数千人，乘胜直至高阙（内蒙杭锦后旗东北）后，沿黄河折而南下，直到陇西（甘肃临境内），收复河南，设置朔方郡和五原郡，招募内地居民10万迁居朔方，修整秦时蒙恬所筑边塞，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

    从公元前121年开始，汉王朝对匈奴实行战略进攻。为彻底肃清盘踞河西的匈奴，汉军于是年兵分东西两路实施出击：一路由霍去病、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出北地（甘肃环县东南）向河西进攻；一路由张骞、李广率领1万4千余骑兵出右北平（辽宁凌原西南），进行策应。西路霍去病军深入敌境2000余里，过居延海（内蒙额济纳旗东南），在祁连山击败休屠王、浑邪王等部，迫降单桓、酋涂王、相国、都尉及其众2500余人，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东路李广率4000骑兵在深入敌境数百里后，被匈奴左贤王部4万余骑兵包围，激战2日，伤亡大半，张骞率万余骑兵赶到，始得解围。是年秋，浑邪王以连遭失败，怕单于降罪，乃杀休屠王，率4万余人降汉。

    汉武帝为彻底打败匈奴，于公元前119年（元狩4年）春，发骑兵10万，从军战马14万匹。由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步兵、辎重人员数十万跟进，再次主动出击，深入漠北（蒙古大沙漠以北地区），寻求与匈奴主力决战。卫青率军出定襄后，命李文、赵食其

    率部由东道进击，自率主力直趋单于主国，汉军越过沙漠后与单于军接战，杀敌1万9千余众，追击200余里，获大批辎重，补充军食，尽烧余粮而还。霍去病军以李敢（李广子）为大校，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千余里，越过大漠，击破匈奴左贤王军，斩杀7万余人，俘屯头王、韩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追击左贤王残部至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这次作战，史称漠北之战，是一次带决定意义的战略性决战，汉军取得彻底胜利，从此，“漠南无龙庭”，16年北境无战事。

    3．第三阶段从公元前103年（汉武帝太初2年）的浚稽山之战开始，至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3年）的汉援乌孙击匈奴之战而结束。

    这一阶段，汉匈之间较大规模的交战共7次，汉军虽屡遭失败，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公元前103年（汉武帝太初2年），匈奴左大都尉企图谋杀单于降汉，武帝派赵破奴率骑兵2万出朔方西北2000里至浚稽山接应，单于发觉后杀左大都尉，派兵迎击汉军。赵破奴

    军与其激战后，退至受降城（内蒙东阴山北400里处），被匈奴8万骑兵包围，全军覆没，赵破奴兵败被俘（后逃归）。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2年），武帝派李广利率骑兵3万出酒泉，与匈奴右贤王军战于天山，俘斩匈奴万余。还军时，遭匈奴大军围困，士卒死伤大半，李广利率残部随部将赵充国突围而还。李广利的辎重护军李陵，自请率步兵5000进击匈奴，孤军出居延北至浚稽山，被匈奴3万骑兵包围。李陵以大车为营，列阵迎战，射杀匈奴数千人。单于增派骑兵8万继续进攻，李陵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其部分散突围，入塞者仅400余人。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4年），匈奴寇扰雁门，武帝命李广利、路博德、韩说、公孙敖等率21万大军分路迎击，李广利军与匈奴交战十余日而无功，公孙敖又被右贤王击败，汉军各路被迫退归。

    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3年），匈奴进攻五原、酒泉。武帝命李广利率军7万出五原；商丘成率军3万出西河；莽通率骑兵4万出酒泉，实施反击。李广利军进至夫羊句山（蒙古聂郭尔山），击败匈奴右大都尉与卫律所率5千骑兵，乘胜深入，追击至郅居水，派

    2万骑兵渡水与匈奴左贤王、左大将部2万骑兵激战，杀左大将。后李广利军退至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人马劳倦，被匈奴5万骑兵追及，双方激战，死伤甚多，汉军大败。

    公元前79年（汉昭帝元凤2年），匈奴派左右二部骑兵2万余，分4队攻掠汉边境地区。汉军反击大胜，追杀俘斩共9千余人，俘瓯脱王，匈奴向西北远遁。

    公元前78年（汉昭帝元凤3年），匈奴右贤王、利污王率骑兵4千分三路攻扰日勒（甘肃永昌西）、屋兰（甘肃山丹北）等地。由于汉王朝预知其谋，下令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加强防御，发兵进击，大败匈奴，射杀利污王、匈奴仅有数百人逃归。

    公元前71年，匈奴屡次攻扰西汉边境，乌孙（当时的一个部族，分布在新疆温宿以北）亦遭匈奴攻扰，向汉求救。宣帝派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等五将率16万骑兵，由河西、张掖、云中、酒泉、五原等地分道出塞，并派常惠联合乌孙共同出兵击匈奴。匈奴探悉汉军大举出动，人畜远遁，汉军斩获甚少。是年冬，单于自率万骑击乌孙，虏其老弱欲还，时天降大雪，匈奴人畜冻死者十有八九。丁零、乌桓、乌孙三部族从北、东、西三面乘机进攻匈奴，斩首数万级，马数万匹，获牛羊甚多，加之冻饿，匈奴人死者十之有三，畜死十之有五，遂彻底衰耗。

    至此，东方的汉匈“百年战争”亦告结束。

    “百年战争”是西汉反击民族侵掠的正义战争，其时间之长久，规模之浩大，斗争之复杂，在古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历史借鉴。

    1．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必须发展经济，不断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西汉王朝在建国之初，由于楚汉相争的国力消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史书记载，西汉初年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一色的马驾车，将相大臣有的甚至坐牛车上朝），无力抗御拥有30余万强劲骑兵的匈奴人的寇犯，因而采取了妥协的亲政策，实行战略防御，努力争取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相对和平环境。

    经过六七十年的与民休息，发展农业生产，综合国力得到了增强，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景帝时，在西北边境大兴马宛36所，养马30万匹，为大规模

    组建骑兵兵团奠定了基础。到汉武帝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军队准备了大批兵员；冶铁业、车船制造业、兵器制造业的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从而为对匈奴实施大规模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了条件。

    但是，到汉武帝晚年，汉军与匈奴作战却连遭失败，原因固然很多，根本的问题则在于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反击作战后，西汉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削弱，而匈奴经过16年养息士马，力量又发展到可以与汉王朝相抗衡的程度。此后，昭帝即位，霍光秉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宣帝即位后，又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把都城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缓和了阶级茅盾，发展了农业生产。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到西汉以来的最低价格，纺织业和铁器制造业也发展到很大规模，从而使综合国力得到增强，这是宣帝时，最后战胜匈奴的根本原因。

    2．战争决策往往决定国家命运，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战争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不可不慎。高祖至惠帝、高后时，国力孱弱，采纳娄敬等人的建议，对匈奴采取了防御的军事战略，迁内地10余万口居关中，北备匈奴，在政治、外交上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以公主嫁单于，每年给匈奴进奉

    大量丝绸、粮食、美酒、宝马等。

    惠帝时，匈奴屡次侵扰北部边境，汉王朝均按高祖既定战略，采取胜了忍让政策。当冒顿单于来信辱吕后，吕后大怒，欲发兵击匈奴，樊哙自请率兵出击，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言樊哙当斩，并严厉抨击了樊哙在战争问题上的鲁莽态度。吕后采纳了季布等人的建议，没有因怒而致战，仍奉行和亲政策。

    文帝、景帝时期，虽然国力大增，但要从根本上解除北部边患，战胜匈奴还有困难。因此，汉王朝仍继续执行防御战略，每遇匈奴大举侵掠边境，只是集结兵力，陈兵边塞，匈奴退去也不穷追。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前元14年），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文帝难忍欺辱，执意御驾亲征反击匈奴，群臣劝谏不听，薄太后亲自出面才被制止。

    武帝即位后，国家殷富，兵马强壮，但对战争问题仍是非常慎重。武帝曾两次发动文武大臣讨论对匈奴战争问题，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35年（建元6年），御史大夫韩安国与大行王恢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仍决定继续执行前辈所制定的防御战略与和亲政策。公元前133年春，再次召集群臣就对匈奴的和、战问题进行了廷议，才决定改变四代先帝奉行的防御战略与和亲政策，对匈奴实行战略反击。随后，汉武帝便出动了30余万大军，进行了旨在伏歼匈奴主力的马邑之战，揭开了战略反击的序幕。经过15年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武帝晚年，由于连年战争，国力大耗，人民疲苦不堪；而匈奴在漠北决战之后经过16年养息士马，战力已有复苏。那时，汉王朝本应持重待机，武帝却仍然采取有侵必反的方针，在作战力量的动用上也几有失当，加之缺乏名将和战马，以致屡遭失败。例如，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2年），武帝遣李陵率步兵5000，孤军出塞数千里至浚稽山（阿尔泰山中段）趋战，被匈奴3万骑兵包围。汉军步兵与6倍于已的匈奴骑兵作战，当然只有失败之一途。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汉武帝，对于这次战争没有慎重地算计于庙堂，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失策。当时老将路博德曾提出：“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争”，但武

    帝却怒而不纳，结果损失4500余名荆楚勇士，本来可以担当重任的战将李陵也做了匈奴的俘虏。

    兵久而国不利，穷兵黩武者亡，这是历史所反复证明了一的一条规律。在战略决策上要持重慎密的问题，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认真加以对待的。

    3．战争充满谋略的较量，必须注重兵书战策的研究，才能在斗智场上高敌一筹。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谋略的较量。纵观汉匈战争的全过程，汉王朝的谋略水平明显高于匈奴，这是汉胜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王朝着力于伐谋伐交，力图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平城被围，用陈平秘计，重贿冒顿单于阏氏（皇后），说汉高祖正派人选绝色美女送单于，阏氏怕单于得美人而失宠，遂力劝单于解围，高祖得脱，保存了实力。文帝、景帝时，汉王朝虽然采取和亲政策，但仍以重兵驻屯北部边境，以威慑匈奴。武帝时，以军事打击与战略威慑交替运用，取得了巨大的战略效益。公元前110年，武帝为震慑匈奴，亲率12将军18万骑兵，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直至朔方、北河，并遣使告单于说：能战即来战，不能战就速来称臣降服。单于受到巨大震慑，失气而不敢出战。此后7年间，北部边境无战事。

    在汉匈战争中，汉王朝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联络西域各国牵制或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3年），武帝派张骞率100余人出使西域，加强了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元封6年），汉王朝以宗室女细君远嫁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断匈奴右臂”。细君死后，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使乌孙成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3年），汉遣五将军率16万骑兵，乌孙也发5万骑兵，共击匈奴，取得了对匈战争的最后胜利。汉军在战争中巧用智谋，出其不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匈奴贪于虏掠，入侵以抢夺财物、男女人口为目的，常以肥饶地区和城邑为攻击目标，汉军则采取利而诱之的计谋打击对方。在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中，汉军针对匈奴后方补给困难的弱点，以迂为直，沿黄河西进，从侧后攻击匈奴，一举收复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在公元前124年的朔方、高阙之战中，卫青针对匈奴右贤王自恃兵强，囿于昼间常规战法的弱点，于夜间乘其疏于戒备，神速出击，一举歼灭其主力。在漠北大战中，汉军利用匈奴“汉军不敢越大漠作战”的心理定势，果断越漠出击，大获全胜。

    汉军在谋略上高敌一筹，不是偶然的。早在汉王朝建国之初，张良、韩信就奉命序次兵法。张良深谙《六韬》，韩信深得孙吴兵法精耕细作髓，张、韩序次兵法，使上述权谋思想的精华在西汉得以代代相传。汉王朝还两次发动大规模的求书运动，广搜天下散佚兵书；文景、武帝也都非常重视用兵方略的研究，武帝还专门设置官吏校订、管理兵书，他不但自己熟读兵书战策，还亲自教授霍去病以孙吴兵法。在汉王朝中不但众多武将熟谙韬略，不少文臣也深知用兵之道。如陈平、栾布、晃错、爰盎、严助、刘安、朱买臣、主父偃、严安、徐乐、魏相，等等。他们辅佐帝王，运筹谋划，对取胜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4．精兵强将是制胜之本，必须选练士卒，培养将才，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

    汉匈战争的主要战场在西汉北部边境至大漠南北地区。这里，地形辽阔无垠，适于骑兵集团作战。战争第一阶段，匈奴咄咄逼人，汉王朝妥协退让，主要原因之一是汉军以步兵为主，机动作战不及对方。

    文帝、景帝时，经济逐步发展，官府大兴养马业，组建骑兵部队，习练骑射，至武帝即位时，军队的远距离机动作战能力已大大提高。为适应对匈战争的需要，汉王朝很注意选拔将才。

    武帝时，涌现了很多谋深韬远、能征惯战的名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等。李广从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前元14年）以良家子从军击匈奴，历经文、景、武三代皇帝，作战70余次，威震匈奴，被称为“飞将军”。赵充国始为骑士，公元前99年，以假司马从将军李广利击匈奴。汉军为敌所围，缺食断水，死伤甚多，赵充国率百余壮士拼死冲杀，使李广利得以率军突出重围。充国受伤20余处，武帝亲自慰问，后封他为后将军，成为昭帝，宣帝时战胜克敌的名将。

    孙子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8226；作战》）。汉王朝重视选拔将才，对取得这场汉匈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武帝对匈奴作战40余年，前15年汉军越战越强，至漠北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职此期间，卫青、霍去病发挥了重要作用。漠北之战后20余年，汉字武帝继续对匈奴作战，所战皆败，固然与国力削弱、决策失误、兵弱马少等因素有关，但缺乏智名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宣帝时，西汉取得对匈奴作战的最后胜利，除国力军力增强，匈奴人心厌战等原因外，拥有一批比较杰出的将领也是重要原因。名将赵充国“沈勇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

    （《汉书》九传2971页）。度辽将将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和右将军常惠等，也都善于用谋、用兵，他们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资料收集，特别鸣谢百度汉家吧和三国云飞扬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