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探讨

而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然而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报告书遭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保罗&#8226；克鲁格曼教授的根本性批判。1994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themythofasia’smiracle）一文中，克鲁格曼教授利用总要素生产率指标（tfp）评价说，东亚经济只不过是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和资本实现的要素主导型增长而已，并不是效率基础上的增长；在东亚，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已达到极限，而且正在耗尽，所以东亚的高速增长不可能持续。他的最终结论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所流汗水的回报而已，东亚模式缺乏促使效率增进的创造性和灵感。保罗&#8226；克鲁格曼作为西方经济学者中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一个，他的这个总生产要素模型有一定的理性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没有弄清楚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就算克鲁格曼的总生产要素（tep）这个衡量指标也不一定是完全符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下面来看表四的数据。从表四中我们可以看出，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归因于资本积累，其贡献率超过了50％。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平均达13.5%。这一贡献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对80年代早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东亚地区比较后发展的大国中国来讲，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就占了很有些部分，世界银行和hu及khan还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还要多一点……主要靠技术进步而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这样的东亚地区后发展起来的大国（中国1978年才实行改革开放）都能对经济增长贡献出一定的份额，那么东亚地区其他先于中国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是更能在全要素生产率（总要素生产率）这一方面对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份额。诚然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许多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拉动的，但在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过程中，总要素生产率也在贡献它的力量。东亚各国也在进行r&d，这些研究开发项目对东亚地区技术进步有很大的贡献意义，使全要素生产率得以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等于事后从gdp增长率中扣除资本与劳动增长贡献率而得出的余额，他代表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罗&#8226；克鲁格曼的要素投入论的结论是不符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绝不是那种没有技术进步的发展。从以上这个中国的研究数据可以推断出东亚的经济发展绝不是没有创造性的纯粹要素主导型增长。保罗&#8226；克鲁格曼根据索罗（solow）的总要素生产模型而推断出来的结论有一定的偏失之处，不是十分准确的。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生活积累沉淀，是不断地展现它的活力的。不能因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就予以否定。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很多思想内涵在当今的东亚经济发展之中都会得到重新的挖掘。

    （二）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

    前面已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过我们这里所指的传统儒家文化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传统儒家文化。这里的“传统”的含义是指继承那种优良的引导人们进步发展的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传统要传承好的传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能保持中国2000多年的繁荣强大，能稳定的保持社会秩序，其强大的生命力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封建社会和近代史上，传统儒家文化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农耕经济的，这就有了阻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事实，因而也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传统儒家文化阻碍了东亚的经济发展，认为儒家文化适应不了现代市场经济。这不是以发展的边际的思维来看待传统儒家文化，其实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的过程。文化是一个包括广泛内容的综合体，它既是历史传统的积累，也是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表现。一方面，文化有着自己的特有构成和体系，另一方面，，它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联。不过，尽管文化可以包揽许多内容，但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文化的转变可以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先导，同时，经济社会的变革又会带动文化的更新和发展。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思想体系，也受到人们思维方式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容。如传统农耕经济条件下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权威性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的权威性是有不同的内容和目的性的，其内涵大大改变了。文化与经济的适应性主要还是看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文化与经济是互动的，文化既反映经济也作用于经济。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化为经济行为主体人地潜在指南；二是外化为经济网络联系。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以及由其组成的企业、合作伙伴、社区群体的心理水平状态，亦即普遍心理的特点、心理冲突、心理平衡、心理判断、心理价值，不仅取决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且也受特定的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和习俗的直接影响。具有共同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是都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其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政府、企业、个人）也是不同程度的受到传统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经济活动主体（或称市场主体）所具有的儒家文化传统不是原来那种维护封建体制和农耕经济的旧儒家文化传统，而是被赋予新的内涵的。

    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强调群体主义和群体意识的文化，强调整体性与和谐性，注重集体利益。这对于经济普遍比较落后且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东亚地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设计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思想和努力（即使它是有代价的），但是由于人们可以模仿新的制度形式而不予补偿设计新的制度措施的那些个人，因而在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方面会有重大差距。政府的方案要承担为坚持未来决定要增加的费用，就是说撤销费用高于自愿组织的费用。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强调群体主义和整体意识的文化在推进制度安排上是有效地。属于后发展的东亚地区，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些经济发达且各种经济制度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又凭借其先进性和强大的实力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zhan有优势地位。许多世界市场上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并符合它们的利益的。既然在经济实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那么东亚地区在这不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要获得经济发展就必须互助联合起来，强调一种整体观念和互助意识。这样可以使市场经济的各参与主体处在一个和谐友善的环境中，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不像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样的竞争对手关系或者只是把政府当个守夜人的角色。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在世界上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时，单靠东亚地区的企业或企业家们自身的努力是很难与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这时东亚地区的各个政府就不光是要承担守夜人的角色，而是要积极的去承担设计制度的成本，设计出有效的制度去促进经济发展。传统儒家文化的群体观念、权威意识在这时对各经济参与主体的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些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种使政府、企业、企业家、员工们共同互助的观念动力。政府积极设计有效的制度而降低个人成本（企业成本）使之与社会成本保持一个能激励个人创造的范围之内。企业家与员工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企业家们能照顾员工们的利益，员工也能理解企业的整体长远发展大计。这样以来，在这种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意识的观念作用下，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积极的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出口导向战略需要东亚各国内部的政府、企业、工人间的团结协作，使这个战略更有效率，减少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谈判成本。出口导向战略是东亚国家及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而成功的战略，其基本内容是利用本国(本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优先发展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从制成品出口替代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以此推动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出口导向战略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第一，出口导向意味着主动去参与国际竞争，接受国际准则，这迫使本国提高劳动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注重技术进步；第二，本国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突破了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而购买力弱、需求不足的限制；第三，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获取外汇，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总要来源。同时，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汇购买先进技术和设备，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形成出口与增长的良性循环；第四，出口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东亚地区各个政府设计得很好的制度，这个制度有效的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东亚地区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参与主体（政府、企业、个人）在一种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意识的观念引导下而共同协作使出口导向型战略成功的实施并发挥起作用。这还为东亚地区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如表五（见下页）所示的亚洲国家（主要指东亚）所持有的外汇一直是很多的，到2001年时达22011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量的48.21%。这为东亚地区发展经济、加快自身的r&d建设和开发人力资源、培育人力资本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传统儒家文化历来有尊师重教而崇尚学习之风气。“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些观念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是很多的。在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很受到重视。早在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8226；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从而掀起了把资本概念普遍化的革命，同时在工业化国家带来了对学校教育、培训工作、和其他人力资本形成项目进行投资的高潮。而东亚地区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其重视教育的传统是显而易见的。从表六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的超过

    表六：主要发展中国家（地区）教育水平比较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最重视教育的一个大区域。这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视教育的意思观念在东亚地区的体现。重视教育使东亚地区的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这就提高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不光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更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力资本的基础。美国经济的强大跟美国强劲的科技研发能力是分不开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正是注重教育投资注重培育人力资本而使其研发能力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从而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东亚地区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具有强大的科研开发能力，而这科研开发能力的源泉又是教育。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水平，那么作r&d就无从谈起。那么东亚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就如保罗&#8226；克鲁格曼说认为的那样光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获得发展，而这种没有创造能力没有技术进步的发展是不可能长久的，不是可持续发展。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使科学技术转移成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而且使可持续发展。这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提倡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在增长过程中，当发生良性循环的扩散效应（spillovereffects）或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时，靠原有的生产要素可能使报酬递增。东亚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内生经济增长那样要注重技术进步与创新，这样才能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无未来的增长。东亚历来重视教育的儒家文化传统会在培育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方面起积极作用。

    传统儒家文化提倡节俭、提倡俭朴的生活这种观念也使得东亚地区有一个普遍较高的储蓄率。东亚地区人们由于有传统儒家文化这个勤劳俭朴的文化传统而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份动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g＝s∕k，即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储蓄率成正比，而与其资本－产出比成反比。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而k代表资本－产出比率）来看，东亚地区由于人们普遍勤劳俭朴，喜欢把钱用来储蓄积累下来，因而储蓄率s普遍很高，因而在资本—产出比率k变动很小（模型假设）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又提供了动力。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在当代东亚地区人们的心目中是普遍具有的，人们习惯于把钱积存下来等它增多而不是用来奢侈享乐。这就是使储蓄的钱能够被政府和企业借去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升级，这就从根本上为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动力。东亚地区居民喜欢储蓄还有一个大用途就是把储蓄的钱用来培养后代，使他们接受更多更良好的教育。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前面已经论证）。传统儒家文化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就是这样使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又具备了一个必要条件。这种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在这时就不再是原来封建社会那种守财奴的形象了，那种只会守死钱而不让它流动的守财奴思维对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而传统儒家文化勤俭节约的意识观念在东亚地区所表现出的高储蓄率是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既有物质资本也有人力资本。这些资本的积累也从一个方面保证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是可持续发展。

    传统儒家文化中有很多观念都可以在当代东亚经济发展之中被重新挖掘重新定位起来，从而在观念意识上为东亚经济发展建立有效的制度保证。这些传统儒家文化都是儒家思想这个不断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的合理内核，是能够适应东亚经济发展的，并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思想观念上的动力。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动力又潜移默化的影响东亚地区人们的行为，使经济参与主体们能和谐相处并互相协作，共同促进东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发展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未来发展

    当今世界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中，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并存。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热点。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贸易创造、贸易转移等静态效应，还有规模经济、吸引外资、加强竞争、扩大与深化等动态效应。这些效应促进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全球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地理上相邻的、文化上相近、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提高整个区域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使区域内各个成员以规模经济效应来共同应对外部市场的激烈竞争压力，从而对本地区内各成员的发展有利。这里是把经济发展当作一种区域的行为或者更广义上来说是一种世界行为来看待，也可以当作是各个成员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设计的制度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一整套有关各成员方经济合作的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是有成本的。只有当成员方认为其加入这个制度的成本小于加入这个制度的收益时，它才会考虑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来。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治动因和政治问题也十分突出，政治原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决定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是区域内经济合作能否实现。当今世界进行得最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欧洲联盟，欧洲联盟不光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尝试着区域政治一体化搞区域内政治经济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地区有东盟fta和apec。欧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也是欧洲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处于政治方面防范大战再起的初衷而逐步建立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欧盟从开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到现在的政治经济上紧密联系的欧洲联盟。这些欧盟成员文化上的同源、经济上的发展程度相近、政治制度上的相同是它们能联合起来共同发展的一大前提。欧洲联盟主要是由于政治动因而联合起来的，经济上的协作增加了各国的收益也防止了大战的再起。这种政治动因开始的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能够承担一些制度设计上的成本费用，因为这些是相对于政治动因来说处于次要的因素。

    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或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欧盟、北美有很大的不同。自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的确是加强了。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年1997年的12月，就首次召开了东盟加中、日、韩首脑会议（“10＋3”）。此后，“10＋3”首脑会议就成了每年定期召开的会议，并逐渐演变成了“10＋3”会议机制。从1997年开始每年的“10＋3”首脑会议都为东亚经济合作进行了一些讨论并达成了一些协议，如货币互换协议、创立亚洲债券基金等。在2001年的首脑会议上，东盟还与中国就10年内建立“10＋中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在2002年11月的第六次“10＋3”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样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东亚经济合作在这时出现高潮的原因有：1国际范围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巨大压力。2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3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此外，2001年以来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也是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催化剂。但这些似乎表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只是迫于东亚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压力的合作缓解压力措施。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而不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东亚地区具有共同的传统儒家文化，能以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思想内核来指导行为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而这种经济发展能不能成为一种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经济发展，把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形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始终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这也关系到传统儒家文化能不能成为一种区域性的共同文化，“亚洲价值观”能不能在经济合作中被东亚地区广泛认同。

    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东亚地区共有的传统儒家文化使它们的经济发展很有活力。但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各国只是与各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结合以后的本土化的儒家文化，是各国站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各自理解，还没有一种能统一认同的儒家文化意识观念。各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有点像是标着传统儒家文化的招牌、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而又根据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加以改造的自我表达。因此，传统儒家文化的未来发展怎么样也是值得关注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能不能使传统儒家文化也像欧美文化那样对世界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一种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与产生它并支持它的经济力量分不开的。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就是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美国一直以来以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世界有一种认为美国文化应该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最先进的文化的倾向，文化渗透也成为美国扩大其政治经济强权的一种手段。文化上的优势也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减少的制度设计一些成本，文化无形的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对外经济）作贡献。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制度安排而去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文化上的先进性就能为设计出好的制度安排打下一个基础，这样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之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是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地理位置相邻的各经济体联合起来发展经济的一种好的实践形式，能从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促进经济体经济的共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而在东亚经济合作之中，具有共同传统儒家文化（内核一致）的东亚地区各国能否冲破历史上造成的隔阂，这是传统儒家文化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会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继续促进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更注重的是培育一种文化认同感，让东亚地区的传统儒家文化能在具有各国民族特点的基础上更多的有一点共同认同性，这样传统儒家文化就也能在促进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上有所作为，而这种区域经济合作又会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在的东亚区域合作离实质性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或共同体的目标还很远，东亚合作名副其实，更多地集中在合作上，还没有共同的政策协调等。如果东亚地区能将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下去而实现全面互利的共同发展，那么传统儒家文化的亚洲价值观才可能真正的被广泛认同。

    结束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东亚地区经过自身的努力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再加上东亚各国的民族文化而形成的这种崇尚节俭、勤奋好学、注重群体意识的被重新定位的传统儒家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儒家文化。这种新的传统儒家文化是原来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发展进步的结果。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同样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并能促进经济发展。因为传统儒家文化使市场经济参与主体之间能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稳定关系，从而减少制度设计的成本，使有效的制度更容易推行更能及时有效的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一开始先是较详细的论述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而以两者都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又来论述第二部分的传统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用了一些数据和模型初步论证了传统儒家文化是能适应东亚经济发展而且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了传统儒家文化能否促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而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这个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到底东亚地区能不能更紧密的进行经济合作，传统儒家文化能不能作为东亚各国都普遍的文化认同而促使各国加强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激烈挑战？传统儒家文化能不能在整合影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分利集团的利益中起到积极作用？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本的亚洲价值观能不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促进下真正被广泛认同，这些都是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只是作个引子以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agenor，pierre-richardandpeterj.montiel，developmentmacroeconomics，newyork: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6.

    【2】rondocameron，aconciseeconomichistoryoftheworld，3rdedi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

    【3】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

    【4】【美】保罗&#8226；克鲁格曼著，朱文晖、王玉清译：《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5】【韩】安忠荣著，田景等译：《现代东亚经济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6】【美】道格拉斯&#8226；诺斯、罗伯斯&#8226；托马斯著，历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版。

    【7】【美】丹尼&#8226；罗德里克著，王勇译：《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起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8】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载《战略与管理》（京），2003年第1期，第45～51页。

    【9】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版。

    【10】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2003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3月版。

    【11】张蕴岭，孙士海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no.3(2002):形势与热点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5月版。

    【12】张蕴岭、孙士海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no.4(2003):发展趋势预测与热点问题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3】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14】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编：《亚太研究论丛》（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

    【15】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版。

    【16】吴建华：《东亚现代化与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7】上海社会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编：《东亚文化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版。

    【1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修订版。

    【19】郭熙保主编：《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20】卢汉林主编：《国际投融资》，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21】牛可：《东亚发展研究之反思》，载《战略与管理》（京），1998年第4期，第51～63页。

    【22】【美】康芒斯著，于树声译：《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3】【美】曼库尔&#8226；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5月版

    【24】高鸿业，刘凤良主编：《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