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耻辱,被称为“国中之国”,宗主国丧失了对此地的行政管辖权和司法独立权。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曾经在中国的7个港口城市中开辟过专管租界,它们是:上海(不久并入上海公共租界)、汉口、天津、九江、广州、镇江、厦门英租界。这些在华租界都是当地开辟最早的租界或是唯一的租界,地理位置都相当优越,而且英国是最大的对华贸易国,这些在华英租界都发展为繁盛的商业贸易区域。有独立的市政机构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
日本在中国形成5个租界,分别为天津、重庆、汉口、苏州、杭州。法国也有汉口、上海等租界,美国本有上海虹口租界,后来与英国合并,并入公共租界。俄国、德国本也有,但都因各自国家处于变故中而逐渐丧失了租界权。张汉卿曾在中学历史上学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名言,从那时起就对租界怀有极强烈的愤慨。
奉系及人民党控制了中国政府并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形势后,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得到抑制,现在,是考虑到驱逐这一停驻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毒瘤的时候了。在张汉卿的决心下,新成立的北京政府以气势磅礴的勇气在元旦之初发出了“收回租界、关税自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呐喊,使被压迫的中华民族为之一振,衷心拥护之一举措。北京、天津、沈阳、汉口、南昌、广州、九江、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相继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游行,以示声援。
日本在之前与人民军/奉军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几乎丧失了在东北除关东州、南满铁路外的全部利益。重要的胶济铁路在人民军的压力下也于民国12年交回,因此始终憋了一口气。因为北方人民军实在强大,东北又是奉系根本利益所在,武力已经证明为不可行,因此转换了侵略手法。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它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
人民军挺进上海后,美英日法各国公使纷纷探询民国政府的态度,并定立同盟。当此之时,各方代理人纷纷上场,不同的是,英美等国选择了较为“文明”、也较于为张汉卿所接受的“贸易开放”的立场----鼓吹上海为自由港,中国政府必须保证上海的繁荣与稳定。只是其提出有损中国主权,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四提案”(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所谓“取缔重工法案”)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坚决反对,因此英国决定于6月2日在上海纳税外人会上单独通过,这引起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上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
日本在同期也有行动。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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