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
后因黄河决口,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由其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2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5个半师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以及海军及川古志郎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日本第一个飞上天的飞行员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中**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
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
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
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提到这些不得不又想起了一个人。蒋百里,就是那个给蒋介石提供黄河决堤的军事家!
从1937年7月8日清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从北平传到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引起庐山一片恐慌开始,蒋百里就料到这些了!
委员长深夜问计于蒋百里,可见他当时的心里并不踏实。蒋介石还在为国内混乱的局势忧虑时,蒋百里说:“委员长不必担忧,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的会正直起来。日本的侵略,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全民团结,加速了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解放的进程。日本是一个缺乏内省能力的性急的民族,他们不可能知道,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日本人欺软怕硬,他们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
说到这里,蒋百里话锋一转:“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当谈到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策略时,蒋百里说:“中**队的武器和兵员素质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在无险可依的北方平原上与敌决战,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消解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日本兵力虽强,但它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历史同蒋百里的分析如出一辙,惊人的相似,只是这位卓越的军事家在1938年就去世了,否则的话,解放战争真的很难说,也多亏了武汉会战的开始间接了支援了帽儿山的大战,不然不断涌来的日军绝对会拖垮这边的!
当然也多亏了八路军贺师长带着部队,非常的活跃,不断的敌后骚扰小鬼子,之前准备赶往东北的守军一些南下武汉去了,另一部分去八路军根据地扫荡了,并没有部队来支援帽儿山作战,不过想想也罢,帽儿山不足十万的部队,居然派八十万去剿灭,本来就是奇耻大辱了,还不断增兵,打下来了也会沦为笑话!打下来了,也不见得守得住!
张明辉曾想过要收服蒋百里这个战神到自己麾下,只是这人也姓蒋,具体什么关系就不得而知了,而张明辉更不想篡改历史,只是尽自己的一分绵薄之力罢了!
饶嘉良检查过张明辉的伤势,头部中枪,好在没伤到要害部位,只是因为头部重创,引起了左边大脑的脑出血,人暂时昏迷,而且右侧肢体出现了瘫痪,肌肉萎缩,还因为影响了语言区域,可能会有失语的危险!也有可能会醒不过来!
九儿想到这里都心如刀割,帽儿山是张明辉一手打下来的,九儿岂能看到它被小鬼子夺去,所以了她一定要干掉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