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乌鲁木齐，他在县里当了一段教育局的副局长，现在已改任县民政局的局长了。人们对他十分热情，一个个都说：吴局长回来了。吴局长见了人也很客气，一个个敬烟。三花跟在大国后边，三婶二大娘叫着，一一给村人问好。大国回村后，自然看见了那些挂在寿材红布上的军功章，看后大吃一惊！在村里生活了这多年，竟不知老姑父居然还是个功臣。说起来，这也是民政局该管的事。于是他当晚就赶回了县里，给书记、县长汇报去了。

    第二天，县长就带着一帮人赶来了。县长先是领着县上的干部们在村街的灵棚前献上花圈，一干人进灵棚给老姑父、老姑的遗像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尔后，县长对蔡思凡说：蔡总，抱歉。我调县里晚，老人走时，也没送一送。昨天才听民政局吴局长说，老人是个大功臣……你看这样行不行，咱县上烈士陵园也要改迁新址了。按规定，老人立过这么多功勋，是建国前的，可以进陵园了。进了陵园，这不光是你一家的荣誉，也可以让后人一代一代瞻仰。大国也在一旁说：香姐，烈士陵园，规定很严，一般是不让进的。县里经过慎重研究，才定下来的。蔡思凡想了想说：那……我娘呢？县长迟疑了一下，望着大国，说：吴局长，这符合规定么？大国说：按规定……目前，还没有先例。蔡思凡说：那就算了。我爸都走了这多年了，你这会儿才想起让他进陵园，晚了点……县长略显尴尬，说：既是合葬，不进也行。不过，我还是请你再考虑考虑……这样吧，进不进陵园，听你的。可老人的事迹，还是让报纸给宣传一下吧。

    大国觉得他这是给村里办了件好事，却没有办成，有些扫兴。后来，大国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地说：志鹏哥（他不喊我“丢”，这次回村，除了蔡思凡，竟没有一个人叫我的小名），丧事办完，请你务必多留几日。我说：有事么？大国说：不是我要留你。是县长特意吩咐的。县长本来要亲自邀请的，场合不对。所以交代我，请你一定留县里小住几日，咱县宾馆现在也“四个星”了。我说：县长贵姓啊，我又不认识他。大国说：马县长。你不认识他，他可知道你……我说：到底啥事？大国说：我给你交底吧。不就想你几个钱嘛。现在你是大户，给县里掏几个钱，上个项目，资助资助，也算是你造福乡梓。我说：可以呀。有项目么？大国说：项目？项目还不好说。立项的事，一晚上就日弄出来了。你只要出钱，项目要多大有多大。志鹏哥，你要出一千万，我给县长说说，给你弄个政协常委……听他这么说，我有些不高兴，就说：你让我考虑考虑。

    当天下午，又来了一群记者，都是要采访老姑父事迹的。蔡家人都在忙着办丧事，顾不上。村长挨家挨户动员，找来找去，只叫来了十几个村人，都是些七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有国胜家、保祥家、春成家、海林家、印家、国灿妈、水桥家、宽家、麦勤家、榆钱妈……这些老太太，男人都先后下世了。有的耳朵还聋，七嘴八舌的，也说不出什么来。可说着说着，头一句脚一句，竟掉泪了。最后，她们异口同声，印象最深的，是“胡萝卜事件”……当年，老姑父刚当支书的时候，瞒下了四十七亩胡萝卜，救了全村人。可这件事，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好报道。

    记者走了，却把老婆们的怀旧情绪给煽起来了。于是又节外生枝……这事由三婶（国胜家女人）牵头，串联了还活着的十二个老太太，挨家挨户地联络，说是要由一家一户凑钱，给老姑父立一碑。老太太一合计，决定由骡子家女人出面，请县史志办的苗金水（骡子家的女儿，嫁给了原小学校长苗国安的儿子）撰写碑文，碑文上要着重写“胡萝卜事件”……一家一户无论出资多少，都要在碑文上注明。这十二个老太太，能量很大，仅是一个晚上，一家一家挨着收，收上来一万零八十块钱，立一碑足够了。

    本是蔡家迁坟、合葬，却又闹出了这么一档事，这把村长（村长是九爷家二孙子）难为坏了。蔡家由蔡总、蔡思凡主事，也是要立碑的。可村里老太太偏又要张罗着凑钱立碑，村长是晚辈，两边都是得罪不起的……于是，村长跑前跑后，经过再三协商，最后蔡思凡勉强答应，“胡萝卜事件”可在碑文背面记之。

    按蔡思凡的本意，是要谢过众人，把收上来的那一万零八十块钱一一退回去。可老太太们执意不肯，也就罢了。

    迁坟的那一日，按照乡俗，蔡家在姑爷坟里用黑布围搭起了方圆几十平米的大棚。

    尔后一路都有黑布棚罩着，这也叫“打黑伞”。老姑父如今是阴间的人，不能见阳光……那一日，开棺后，蔡思凡一脸肃然，说：五叔，三婶，下去吧，下去验验，看我爸的头在不在？！还有你，丢哥，你也下去，做个见证！

    下到地下去捡骨的，最先是三婶。三婶虽老了，身子还硬朗，也胆大。跟着的是几个年岁大的婶子（按乡俗，只有平辈才能下去捡骨殖）。同辈的男人，就剩下五叔了。五叔老得不行了，是由人搀着下去的……尔后，一个个传话上来：在。头骨还在。

    此刻，蔡思凡又说：老少爷们，谁还愿下去，给我做个见证！一人一百，当场兑现……说完，当着众人，她放声大哭！

    于是，传言不攻自破……

    收捡骨殖时，三婶胆大，三婶一边捡，一边念叨：老蔡，搬家了，住新宅了。老蔡，搬家了，住新宅了……闺女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妥妥当当，全全乎乎的。有楼有车有电视还有洗衣机，司机两个，丫环一群，啥都有……我也跟着念。

    重新入殓时，杜秋月、杜老师赶回来了。杜老师是刘玉翠陪着坐着一辆新买的桑塔纳轿车回来的。杜老师偏瘫多年、半身不遂，走不成路了，车后备箱里还装着轮椅。车进村后，是刘玉翠和司机一块抬着他挪到轮椅上，推到灵前的。到了灵前，又是刘玉翠和司机在一旁搀扶着他站直了，在老姑父和吴玉花的灵前，上了三炷香……杜老师虽偏瘫，但穿得周周正正的，着新西装，衬衣雪白，脖里还象征性地挂一领带，嘴里嘟嘟囔囔的，也不知说什么。刘玉翠忙在一旁翻译说：教授说，恩人，恩人哪！

    老姑父迁坟的仪式就像他当年结婚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十分隆重。

    起棺时，鞭炮齐鸣；十二班响器吹着，乌央乌央的……无梁村人，凡接到信儿的，都回来了（据说，蔡总蔡思凡放了话，凡在外打工的，耽误一日，给一百块钱）。一街两行，站满了人。

    这次重新安葬，蔡总蔡思凡穿了重孝，手执哀杖，由板材公司的两个姑娘搀扶着走在最前边。跟着的是她儿子，儿子十岁，披麻戴孝，手里捧一“牢盆”。（据说，蔡思凡不能生育，儿子是收养的，这也有闲话。）接着是老大老二，两旁打引魂幡的是女婿们。后边是响器班子……响器班子后边，是抬棺木的四十八条壮汉，两成两班……身穿重孝的蔡思凡，一身孝白，看上去十分的体面。据说，她的丧服是在省城找人定做的，剪裁得很合身，人反倒显得年轻了。她的两个姐姐，跟在她身后，由于终年劳作，看上去差别极大，竟似是两代人的模样。于是，我相信，优越也是可以包装的。这时候，绝不会有人想到，她最早是从“脚屋”里走出来的。

    在村街的十字路口“转灵”的时候，十二班响器对吹。按规矩，“响器家”（平原乡村的叫法）对班吹，凡赢了的，是要再加赏一份礼金的。于是，“响器家”开始玩命了。先是边吹边走“划船步”，一个个似要把腰扭断的样子；接着有一班，吹着吹着忽一下脱光了脊梁，神瞪着眼泡，对天长吹《上花轿》；又有一班，把唢呐插在两个鼻孔里，扬起脖儿，一嘴四吹《百鸟朝凤》；再有一班，走出一女子，站在一条板凳上，解了裙装，露出上身，把两个铃铛吊在乳房上，狂吹《天女散花》！一时人像潮水一样……蔡思凡在儿子摔了牢盆后，扑倒在地上，领一干人大哭，哭得昏天黑地！

    转灵后，三声铳响，撒了纸钱，再行起棺……前边走着家人、亲戚、村人，后边排长队的是板厂的二百来号工人（工人凡戴孝者算一天的工），就这么一路哭着送到坟里……这时候，一晃眼，我看见了“油菜”，他竟默默地隐在送葬的队伍里。是呀，有才哥也回来了。曾经十分自豪的国营企业的工人吴有才，这次回村，竟然一声不吭，像是羞于见人。他定然也知道，我们都回来了，却一直躲着，连个招呼也不打。早年，我初进省城的时候，曾在他那里住过一晚……现在，他？

    中午，蔡总、蔡思凡特意安排了两处吃饭的地方。凡本村人，在小学校立的伙，吃的是大鱼大肉，烟酒管够；凡在县上或外地工作的，或特意赶来的送葬的关系户等等，蔡思凡专门安排了豆腐宴，吃的是春才新磨的豆腐。春才领着一班人，溜、煎、炸、炒……把豆腐做出了很多花样。如今吃素也是一种时髦，人们都说好吃。

    我说过，我是带着那盆“汗血石榴”回来的。安葬了老姑父夫妇之后，浇汤（这也是当地的风俗）的时候，在坟地里，我把蔡思凡拉到一旁，私下里问她：香，这盆石榴……

    她看了我一眼，说：啥意思？

    我说：我是说，石榴下……

    她说：你不都看见了么。一村人证明……你还不信？

    我说：我想听你说一句。

    她说：想听实话？

    我说：实话。

    她说：实话告诉你，有头——狗头。我娘怕他落（寂寞），让我给他买一狗娃。后来狗死了……丢哥，我有那么坏么？

    这时候，蔡思凡才说了实话。那盆石榴，最早，并不是她卖的。那时候，她手里刚有点钱，听了一个南方商人的话，想办一板材加工厂。那人原说他要投资的，后来发现是个骗子，人不见了。由于事已开了头，已投入了一部分钱了，只好去银行贷款。可人家银行不贷给她。没有办法，那时候她死的心都有了。再后来，她去给行长送礼时，打听出来那个银行行长喜欢盆景，就把那盆石榴给人送过去，贷出来五十万……再后来，是有人想巴结行长，就一次次把那盆石榴从行长个人的盆景园里买出来，再倒手送过去。每倒一次手，就长一回价……等到我手里时，已经倒了八次手了。

    说着，蔡思凡流泪了。她说：记得小时候，我爸从县上开会回来，给我带回来一块糖。那天夜里，他回来已经很晚了，都半夜了。他摸黑儿，悄没声儿地把那块糖塞在我嘴里，我含着，甜了一夜……那是我最快活的一夜。

    我说：明白了。妹子。我明白了。

    接着，她说：丢哥，不是我发了狠话，你会回来么？

    我说：会。我会。

    她说：看见了么？你背上眼珠子乱骨碌，你就等着拾骂吧……

    我说：我知道。

    这时，她说：我的板厂，你看了？

    我说：看了。

    她说：不能投点资么？

    我望着她，我知道她提要求，是早晚的事。我说：可以呀。不过，得有项目，得有可行性（我没说“报告”）……

    她说：先说，少了我可不要。三十万，五十万，不够点眼的！

    我愣了一下，说：你让我考虑考虑。

    一听这话，她说：你真敢一毛不拔？真不打算回来了。

    我说：我会回来的。我得找到一个方法。

    她说：——呸！装。还装。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你的好车停在弯店，一个人步行走着回来……啥意思嘛？

    我心里说，我真不是装。我得找到一个能“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

    ——在这里，我告诉你，我不是迷信。我不迷信。我所说的方法，“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不是“梁仙儿”那种，不是凭意念，也不是钱的问题……这你知道的。乡人供我上了十九年学。整整十九年哪！我真心期望着，我能为我的家乡，我的亲人们，找到一种……“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如果我此生找不到，就让儿子、或是孙子去找。

    后来，我把那盆“汗血石榴”栽在了老姑父合葬后新迁的坟前。

    我想，假如两人再吵架的时候，也好有个劝解……虽然我不信这一套，也是个念想吧。可是，当我在坟前再次跪下来，磕了三个响头之后，站起时突然头一晕，眼冒金花，竟不知道我此时此刻身在何处。

    我知道，我身后长满了“眼睛”……可我说不清楚，一片干了的、四处飘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

    我的心哭了。

    也许，我真的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