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女性，明目张胆地选。有个少校把我叫过去：“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部汽车，我就把你送到我的军营里去。”“什么汽车？”“运输‘载重二〇〇’的汽车……”我当时已经知道了，“载重二〇〇”就是运送死人、运送棺材的车。“有棺材吗？”“现在马上卸下来。”装了帆布篷的普通“卡玛斯”载重卡车。士兵们卸棺材时如同往下扔子弹箱，我吓了一跳。士兵们明白了：“这是个新来的妞儿。”我来到了驻地，气温高达六十摄氏度，厕所里，苍蝇多得似乎可以用翅膀把你抬起来。我失魂落魄，我是此地唯一的女人。两个星期以后，营长召见我：“你得和我住在一起……”我抗拒了两个月，有一次几乎把手榴弹抛了过去，另一次我操起刀子。这些话听得我耳朵磨出了老茧：“你想挑选个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大的人物……你想喝茶还能吃上黄油……迟早会自己找上门来……”我从来没有骂过人，这次憋不住了：“你给我他妈的从这儿滚开……”我爱骂人了，我变得粗野了。我被调到喀布尔招待所当管理员。最初，我像只野兽似的对待所有人。别人认为我有毛病：“你发什么疯？我们又不想咬你。”可是我已习惯于自卫，改不了了。每当有人唤我：“进来喝杯茶。”“你叫我进去喝茶还是上床？”这样一直延续到出现我的……真爱？这里没有这么说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时，说：“我的妻子。”我对着他的耳根说：“阿富汗时期的。”我们乘坐装甲输送车外出，我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他，所幸子弹打在舱门上，他背身坐着。我们回来以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事。后来足足两个月，他没有收到家中的来信。我喜欢出去射击，一打就是满满一梭子，打完我觉得轻松了。我亲手打死了一个“杜赫”，那次我们进山去呼吸新鲜空气，观赏风景。听到石头后有“沙沙”声，我像触了电，往后退了几步，随即打了一梭子，我先开的枪。我走过去看了看：一个健壮漂亮的男人躺在地上……弟兄们说：“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去侦察。”我好不神气！我没有伸手去取他包里的东西，只拿走了手枪，这事也让他们高兴。后来，他们一路上都在保护我，怕我不舒服，恶心，我什么事都没有……回来以后，我打开冰箱饱餐了一顿，足足顶得上我平常一周的饭量，我感觉神经活动失常了。有人送来一瓶伏特加，我喝了，可是没有醉。我有些后怕，当时如果没有命中目标，我妈就会领到“载重二〇〇”。我想参加战争，但不是这场战争，而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哪儿来的仇恨？很简单，一个战友被打死，当时你和他在一起，两人共用一个饭盒吃饭。他满身是血，躺在地上。看一眼，什么都明白了，这时的你会疯狂地射击。我从不习惯于考虑大问题，如：“这场战争是谁挑起来的？责任在谁？”就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喜欢讲的笑话。有人问亚美尼亚电台：“什么是政治？”亚美尼亚电台回答说：“您听见过蚊子的叫声吗？那么政治——比它的叫声还细。”让政府从事政治吧，人们在此地见到的是血，人变野蛮了……人们看到烧焦的人皮怎样卷成筒，仿佛是蹭破了的卡普纶长袜……枪杀动物时的场景惨不忍睹……向驮运队开枪，因为他们在运武器。人单独处决，骡子也单独处决。他们都默不作声，等待死亡。受伤的骡子嚎叫起来，活像用尖锐的铁器在铁板上划拉，十分瘆人。我在这儿有另外一副长相，有另外一种嗓音。听听我们这些姑娘坐在一起讲着怎样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出我们在当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他可真是个浑蛋！跟中士吵一架就去投奔‘杜赫’，还不如一枪把他撂倒，可以记入阵亡名单。”话讲得直截了当。很多军官以为那边和苏联国内一样：可以随便打骂士兵，可以随便污辱他们……干这种事的人在那边会被打死……战斗中有人会从背后开枪……到时你自己想法子查出来这人是谁吧。深山哨所的弟兄们一年见不到人影，直升机一周起飞三次，我去了。大尉走到我跟前：“姑娘，请您摘掉军帽。”我那时留着长发。“我一年没有见过女人了。”所有士兵都从战壕里钻出来看热闹。一次战斗中，一位士兵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我。不管能活多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并不认识我，他之所以那么做，就因为我是个女人。这种事，你能忘吗？日常生活中，你怎样检验一个人是否会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你？好人在这儿更好，坏人在这儿更坏。双方在交火，有个士兵朝我喊了一句下流话，一句脏话，他被打死了，炸掉了半个脑袋、半个身子。他就死在我眼前……我像得了疟疾，全身颤抖。尽管在这之前，我见过裹着尸体的塑料纸大口袋……尸体用金属薄片包着，活像是大玩具娃娃……但让我全身颤抖的事情我还没遇到过……那次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佩戴战斗奖章的姑娘，她们即使有也不会佩戴。有个姑娘戴上了“战功”奖章，大家都笑她，说那是“性功”奖章……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营长睡上一夜就可以得一枚奖章……为什么妇女们会在这儿？难道没有女人他们就活不下去？这样下去，有些军官先生会变成疯子。为什么妇女争着要到这儿来？你会有钱……会买一台磁带录音机，买一些东西。回国以后，可以把东西卖掉。在苏联挣的钱，没有在这儿，在阿富汗挣得多。咱们谈的是真实情况……有的姑娘为了弄到一件衣服，便和当地人厮混。你一走进阿富汗商店，孩子们就叫喊：“姑娘，干不干……”然后指指偏房。本国军官付的是兑换券，有的女人平常就这么说：“我去找个给兑换券的主儿……”这都是真事。像这个笑话里讲的一样：多头蛇先生、永生先生和巫婆在喀布尔转运站相遇，他们三个人都去保卫革命。两年以后，他们在归国的路上重逢：多头蛇先生只剩下一颗头，其他部分都被割掉了；永生先生奄奄一息，因为他是“永生”的；巫婆身穿华丽衣裳，戴着首饰，满面春风。“我在办理手续，要求再留一年。”“巫婆，你疯了！”“我在苏联是巫婆，在这儿可是美女瓦西莉萨。”是啊，在这里造就的都是扭曲了的人，特别是小兵们，十八九岁的孩子们。他们在这儿见的世面太多了，太多了……他们看到一个女人为了一箱猪肉罐头，甚至不是一箱，仅仅是两筒，便出卖了自己的身体。见过这种场面的小兵，将来会用这双眼睛看待自己的妻子，他们在这儿被扭曲了。以后他们回到苏联，如果品行不端，也不必大惊小怪，他们经受的是另一种体验。他们已经养成用自动步枪、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的习惯……阿富汗小贩在卖西瓜，一个西瓜一百阿币。我们的士兵希望再便宜些，小贩不干。“啊，既然如此！”有个士兵端起自动步枪，便把堆积如山的西瓜全都给打烂了。假如你在无轨电车里踩了这么一个人的脚，或者排队时不让他加塞，那你就瞧好吧……我曾经梦想：回家以后，把折叠床搬到花园里，在苹果树下美美地睡一觉……在苹果树下……可是如今我感到害怕，特别是现在。我国准备撤军之前，我听很多人说：“我害怕返回苏联。”为什么？很简单。我们回来了，国内的一切都变了。两年后，人们穿的是另一种时装，听的是另一种音乐，街道也变了样……大家对战争的态度也不同了……我们会像是一群白色的乌鸦……——一位女公务员我感到羞耻当时我太相信了，所以现在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看法。无论别人对我说什么，无论读到什么，我每次都会为自己留一条小小的后路，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参军前，我毕业于体育学院。最后一次毕业实习，是在儿童夏令营“阿尔捷克”进行的，我担任辅导员，在那儿讲了很多次崇高的话，如“少先队员的誓言”，“少先队员的事业”……我主动到军事委员会申请：“派我到阿富汗去吧……”政治部副主任给我们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他说我们比美国“绿色贝雷帽”仅仅抢先了一个小时，他们已经在空中了。自己的轻信使人感到难堪，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灌输，说这是“国际主义义务”，最后把这种思想硬灌进了我们的头脑里。但我永远也做不到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对自己说：“把粉红色的眼镜摘掉吧！”我不是1980年去的，也不是1981年，而是1986年，那时大家还守口如瓶。1987年我已经到了赫斯特，我们占领了一个小山头，七个弟兄被打死。莫斯科的新闻记者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几个“绿人”（即阿富汗人民军），好像是他们夺回了小山头……做样子的是阿富汗人，而在停尸房里躺着的是我们的士兵……他们选择最优秀的士兵到阿富汗参加“军训”。谁都怕被派到土拉、普斯科夫或者基罗沃巴德去，因为那里又脏又闷，所以大家都要求去阿富汗，争着到那里去。兹多宾少校劝我和我的朋友萨沙·克里夫佐夫收回自己的申请书：“让你们两人当中某一个去送死，还不如让西尼钦去。国家培养你们花了不少钱。”西尼钦是个农村小伙子，拖拉机手。我已经拿到了毕业文凭，萨沙正在克麦罗沃大学日耳曼——罗马语系读书。萨沙歌唱得非常好，会弹钢琴、拉提琴、吹横笛、弹吉他，还能谱曲，他画画也好。我和他情同手足。上政治课时，教官给我们讲功勋、英雄，说到阿富汗就是当年的西班牙时，他突然插了一句：“与其让你们牺牲，不如让西尼钦去。”从心理学观点审视战争，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得研究自己，这事挺吸引我。我曾问了去过那边的熟悉的弟兄们。有一个人，按我现在的理解，是给我们胡吹乱编了一通。他胸口有一个很大的伤疤，好像是被烧伤的字母“P”，他为此特意穿着开口汗衫，以便向人们炫耀。他编造说他们怎样深夜乘直升机在山上降落，我还记得他说：“空降兵拉开降落伞的前三秒钟是天使，空中飞翔时的三分钟是雄鹰，其余时间是拉套的马。”我们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现在我真想再碰见这位荷马！像他这类人，后来都被当面揭穿了：“如果有脑子的话，一定是受了挫伤。”另一个小伙子和他相反，他一再劝说：“你不要到那边去。那边是污秽天地，不是浪漫世界。”我不爱听他的话：“你尝过那种滋味了，我也想去尝一尝。”他教我怎么活命。有十诫：“放一枪后，就赶快闪开，躲到离开枪地点两米的地方。把自动步枪的枪筒藏到农舍或者山岩后边，免得被对方发现火苗，记下你的位置。走路时，不要喝水，否则走不到目的地。站岗时，不要打盹，可以用手指挠脸，用牙咬手。空降兵先是要拼命跑，之后是能跑多少算多少……”我的父亲是位学者，我的母亲是位工程师，他们培养我从小要有个性。我想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我曾被开除出十月儿童团，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被吸收进少先队。我为荣誉进行了斗争，后来给我戴上了红领巾，我不肯摘掉，睡觉时也戴着。上文学课时，女教员打断我的发言：“你不要讲自己的看法，你要照书本上那样说。”“难道我讲得不对？”“你讲的和书本上的不一样……”这像是童话故事中，皇帝除了灰色不喜欢其他颜色，所以这个国家里所有东西都是老鼠皮色。我现在告诉自己的学员们：“你们要学会动脑子，免得又被造就成一批新的糊涂虫，一批小锡兵。”参军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教我如何生活，在部队里是中士教我如何生活。中士的权力无限大，三个中士一个排。“听我的命令！空降兵应当具备什么？重复一遍！”“空降兵应当有一张恶脸、一双铁拳和一颗黑心。”“良心——对于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重复一遍！”“良心——对于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你们是卫生营，卫生营是空降部队的贵族。重复一遍！”摘录一段某士兵的信：“妈妈，你买一只小狗崽，给它起个名字叫中士，等我回家以后，我就把它宰了。”制度本身在愚弄人的意识，人家可以随意捉弄你，你没有能力抗拒。早晨6点起床。起床——重来。下床——上床——反复三次。三秒钟之内，要在起跑线上排好队——白色的油漆布，白色的，以便经常洗刷、擦亮。三秒内，一百六十人要从床上跳下来、排好队。四十五秒内穿好三号军服，也就是全套衣服，不过不扎腰带、不戴帽子。有个士兵有一次没来得及缠好脚布。“全体解散，重复一次！”他又没能跟上。“全体解散，重复一次！”体操锻炼，白刃战，学习包括空手道、拳击、桑勃式摔跤，以及与持刀者，持棒者，持工兵锹、持手枪、持自动步枪者的各种格斗方法。他——手持自动步枪，你——空手。你——手持工兵锹，他——空手。像兔子那样跳着前进一百米，用拳头砸碎十块砖。我们在练兵场上累得半死不活。“你们学不会就别想离开这儿。”最困难的是战胜自己，不怕疼。洗漱时间：五分钟。一百六十人只有十二个水龙头。“站队！解散。站队！解散。站队……”清早查房：检查各种金属牌，它们必须闪闪发光，如同公猫的某个部位；检查白色衣领；帽子里要有两根带线的针。“向前，齐步走，回原位。向前，齐步走……”一天只有半小时自由时间。午饭后，是写信的时间。“列兵克里夫佐夫，为什么你坐在那儿不写信？”“中士同志，我正在想。”“为什么你回答的声音这么小？”“中士同志，我在想。”“为什么不像教你的那样大声喊？看来，需要让你‘对着窟窿’进行一番训练。”“对着窟窿”训练，就是对着便桶叫喊，练出发号施令的嗓门。中士站在背后看着你，要听到隆隆的回声。摘录士兵的一些术语：解除——我爱你，生活。清晨查房——人们，相信我吧。晚间查房——我见过他们的面。蹲禁闭——远离祖国。复员——远方的星光。战术训练场地——蠢人乐园。洗盘器——光盘（盘子像光盘那样旋转）。政治部副主任——灰姑娘（在军舰上被称为乘客）卫生营——空降部队的贵族。重复一遍！我们总觉得吃不饱，梦寐以求的地方是军人商店，在那儿可以买到蛋糕、糖块、巧克力。射击得了五分，允许你逛一次商店。没钱花了，便卖几块砖。我们拿上一块砖，两个彪形大汉走到新兵跟前，知道他兜里有钱：“你，买下这块砖。”“我买它干什么？”我们把他围起来：“买下这块砖……”“多少钱？”“三卢布。”他给我们三卢布，然后走到拐弯处，把砖扔了。我们用这三卢布可以饱餐一顿，一块砖值十块蛋糕。“良心——对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卫生营是空降部队的贵族。”看来，我是个不错的演员，因为我很快就学会扮演我应当扮演的角色。如果被人说成“婴儿”就最倒霉了，这个词里含有阴柔、缺乏阳刚之气的意思。三个月以后，我被除名了。怎么什么都忘了呢？不久前我和一个姑娘接过吻，坐在咖啡厅里，还跳过舞。仿佛不是过了三个月，而是三年，你又回到了文明世界。晚上。“猴子们，站队！空降兵最重要的是什么？空降兵最重要的是别从地球边上飞过去。”临行前举行了新年晚会。我化装成严寒老人，萨沙化装成白雪公主，这很像是在学校里举办的活动。我们徒步跋涉了十二个昼夜……只有山比山更可恶……我们在躲避匪帮……我们靠兴奋剂行军……“卫生指导员，给我一点‘发疯的药’。”这是精神麻醉药美索卡，我们把所有的药都吃光了。我连笑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您哪儿不舒服？医生问‘猫先生’列奥波利德。”不知谁先开了口。“我讨厌耗子。”“讨厌耗子——不讨厌耗子……全都明白了。您太善良了。您应当发疯。这是‘发疯的药’，一天服三次，每次饭后一片。”“效果呢？”“您会变得像头野兽。”第五天，有个士兵等所有人都走到前边去以后，把自动步枪对准喉咙，开枪自杀了。我们不得不拖着他的尸体、他的旅行袋、他的装甲坎肩、他的头盔。我们没有悲伤。他知道，我们不会抛下他的尸体不管，我们会把尸体带走。当我们退伍准备回家时，第一次可怜起他来了。“一天服三次，每次饭后一片……”“效果呢？”“您会变得像头野兽。”炸伤最可怕，一条腿从膝盖处被炸掉了，骨头支在外面，另一条腿炸掉了脚后跟……生殖器也被削掉了……一只眼睛炸没了，一只耳朵也炸掉了……心脏第一次跳得这么厉害，嗓子眼里发痒……我对自己说：“你现在不动手，永远当不了卫生指导员。”截掉两条腿……用止血带缠紧，止血、消疼、催眠……爆破弹打入肚子，肠子挂落在外面……包扎、止血、消疼、催眠……坚持了四个小时，还是断了气……药品不够用，连一般的绿药水也没有了。也不知是未能及时运到，还是定额已经用完了，咱们是计划经济。想办法弄了些缴获品，都是进口药。我的药包里永远有二十支日本制的一次性注射器，聚乙烯软包装，摘掉套子便可注射。我国产的“列科尔德”注射器，垫纸被磨损后，就变成没有消毒的注射器了，一半不能注射，也不能抽血，成了废品。我国的瓶装代血浆容量为半升，抢救一位重伤员需要两升，也就是四瓶。在战场上举着胶皮气管能待一个小时吗？这是办不到的。你又能背上几瓶呢？意大利人采取什么办法？他们的聚乙烯袋容量一升，你就是穿着皮靴跳起来踩它，也不会破。还有，普通的苏联消毒药布包装极次，包装的重量甚至超过药布本身。而进口的呢……泰国的，澳大利亚的，不知为什么就又薄又白，我们根本就没有弹性药布。我们使用的夹板也是缴获来的……法国的，德国的……而我们国产的夹板呢？简直是滑雪板，而不是医疗器材。你随身能携带几条？我曾经用过英国造的，分别用在前肩、膝盖、腰部，有拉链，可充气。把手伸进去就可以拉上，断的骨头就固定住了，运输时还可以防震。九年来，我国没有开发任何新产品。药布和原来的一样，夹板也是原来的那种。苏联士兵是最廉价的士兵，也最耐用。1941年如此，五十年后仍然如此，为什么？别人向你开枪，而不是你朝他们开枪，那是可怕的。如果经常想这些事，就可以活下来。我从来没坐过第一辆和最后一辆装甲输送车，从来不把双腿伸进舱口，最好让它们在装甲钢板外边吊着，免得爆炸时被炸断。我总是随身带着能抑制恐惧感的德国药片，可是没人用过。战场上很少有像苏联士兵这样的。他们自己搞鞋子穿，自己找衣服穿，自己找食物吃。我国生产的装甲坎肩抬不动，而美国造的装甲坎肩没有一点铁的东西，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子弹穿不透的材料，用“马卡洛夫”牌手枪近射也打不穿，用自动步枪在一百米内才能打穿。美国睡袋是1949年样式的，天鹅绒，非常轻。我国的棉袄最少有七公斤重。我们从击毙的雇佣兵身上扒下上衣、长檐帽、中国裤子，中国裤子不勒股沟。什么都要，连裤衩也要，因为裤衩不够用，还有袜子，旅游鞋。我弄到一个小手电筒，一把匕首。我们猎野羊，凡是离群五米的羊都算是野羊。有时也以物换物，用两公斤茶叶可以换一只羊，茶叶是缴获的。从火线上还能带回一些钱来——阿币，谁官大，谁就从我们手中抢走。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就把钱分了，不回避，不躲躲藏藏。你要是把阿币塞进弹壳里，上边撒点火药，或许能留下两张。有的人想喝醉，有的人想活命，有的人盼望获奖，我也想获奖。在苏联国内见了面，人家会问：“喏，你得了什么？怎么，司务长，你只管过军需？”我为自己的轻信感到委屈。政治部副主任让我们接受的是他们早已弄清楚，自己也不相信的事。回国前，政治部副主任叮嘱我们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不能讲阵亡的人，因为我国军队既庞大又强大。关于条令规定之外的关系也不能扩散，因为我国军队既庞大又强大，道德也是健康的。照片要撕碎，底片要销毁。我们在这边没有射击，没有轰炸，没有下毒，没有爆破，我们是庞大的、强大的、道德健康的军队。海关把我们携带的各种礼品都没收了：化妆品、头巾、手表……“弟兄们，禁止携带这些东西。”没收的东西根本不登记，其实成了他们捞的外快。春天的绿叶真香啊！姑娘们身穿薄薄的连衣裙走在路上……脑海里闪现出斯维特卡·阿弗什卡，然后又消逝了（我不记得她的姓了，大家都叫她阿弗什卡）。她到达喀布尔的，就和一个士兵睡了一夜，得了一百阿币。后来她弄清楚了行情，两周以后，她收费三千阿币，士兵付不起。“保尔·柯察金”到哪里去了？他的本名叫安德烈·柯察金，因为他姓柯察金，所以便叫他“保尔·柯察金”了。“保尔，你瞧瞧，多么漂亮的姑娘！”保尔·安德烈有个女友，她把自己的结婚照给他寄来了。我们一夜一夜地陪着他，怕他出事。有一天早晨，他把照片挂在山岩上，然后用机关枪把它打得粉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夜都能听见他在哭泣。“保尔，你瞧，多么漂亮的姑娘！”我在火车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准备出发去打仗。萨沙·克里夫佐夫问道：“为什么你只有三百五十发子弹，而不是四百发？”“因为我这儿装着药。”他沉默片刻，又问了一句：“你能够打死那个阿富汗姑娘吗？”“哪一个？”“就是那个让我们中了埋伏的姑娘。你还记得吧，咱们牺牲了四个人的那次？”“我不知道，也许不会把她打死。我在托儿所和小学时，大家就都说我喜欢女孩，因为我总是保护女孩子们。你能打死她吗？”“我感到羞耻……”他没有把话说完，不知他为什么感到羞耻，这时我醒了。到了家里，萨沙母亲的电报已经在等我了：“速来，萨沙已阵亡。”“萨沙，”我来到墓地，“毕业考试时，回答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问题，我对资产阶级多元论进行了批判，因而得了五分，我为此感到羞耻……在这之后，人民代表大会上说这场战争是我们的耻辱，向我们颁发了‘国际主义军人’纪念章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表彰状，为此我感到羞耻。”萨沙，你在那边，我在这里……——一位司务长，侦察连卫生指导员我的小太阳我的孩子是个小个头，出生时只有两公斤，很小，像个姑娘，长大后也很小。我搂着他说：“你是我的小太阳。”除了蜘蛛以外，他什么也不怕。那年他刚满四岁，我们给他买了一件新大衣。有一次，他从街上回来，我把他脱下来的大衣挂在衣架上，后来我在厨房里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我跑了出来，只见门厅到处是青蛙，青蛙是从他的大衣兜里跳出来的。他把青蛙捉起来：“妈咪，别怕，青蛙可善良了。”然后他又把青蛙装进大衣兜。“你是我的小太阳啊！”他喜欢打仗的玩具。我们送给他的玩具有坦克、冲锋枪、手枪，他把枪挂在身上，昂首阔步满屋子走来走去。“我是兵……我是兵……”“你是我的小太阳哟……你玩点儿和平的玩具吧。”“我是兵……我是兵……”他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到处买不到适合他穿的衣服，每一件都嫌大。“你是我的小太阳啊！”他应征入伍。我祈祷上帝，不是别把他打死，而是不要有人打他。我怕比他力气大的孩子们会欺负他，他太小了。我听说，有人被逼着用自己的牙刷清洗马桶，给别人洗裤衩。我真怕这些事。他来信要求：“把你们的照片都给我寄来，妈妈的、爸爸的、妹妹的，我要动身了……”信里没有写他到哪儿去。两个月以后，他从阿富汗寄来一封信：“妈妈，您别哭，我们的装甲非常牢固。”你是我的小太阳啊……我们的装甲非常牢固。我已经开始等他回家了，再过一个月他的服役期就满了。我给他买了小衬衫、小围巾、小皮鞋，这些东西现在都放在柜子里，哪怕下葬时让我给他穿上呢。我会亲手给他穿上，可是就是不让开棺……我真想再看一眼我的小儿子，再摸摸他……他们是不是给他找到了合身的制服？他躺在棺材里，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呀？头一个来到家里的是军委会的一位大尉：“请您保重，大娘……”“我儿子在哪里？”“在这儿，在明斯克，马上就会把他运回来。”我一下子坐在地上了：“你是我的小太阳啊！”我站起来，举着双拳扑向大尉：“为什么你活着，可是我的儿子却不在了？你这么壮，这么有力，他那么小……你是个大男人，他还是个小孩子……为什么你活着？！”他们把棺材运来了，我敲打着棺材：“你是我的小太阳！你是我的小太阳啊……”我现在常到他的坟上去，扑在墓碑上，搂住它：“你是我的小太阳啊！”——一位母亲如今我什么也不信了抓一把故乡的土，装在衣兜里——在火车上我产生了这么一种感情……我们中间当然也有胆小鬼。有个小伙子，检查视力时审批委员会没有通过，他兴高采烈地跳着出来：“真走运！”跟在他后边的是另一个小伙子，他也没有通过。这个小伙子差点哭了：“我有什么脸回自己的部队呀？那里为我举行了两个星期的欢送会。如果发现我有胃癌还说得过去，结果是牙病。”他穿着裤衩冲到将军面前：“只因为我牙有毛病就不要我，那么让他们把我的那颗牙拔掉就是了！”在学校里，我的地理课是五分。我闭上眼睛想象，山峦、猿猴，我们晒太阳，吃香蕉……而实际情况是这样：我们坐在坦克上，一身军大衣，一架机枪朝右，一架机枪朝左，后边的一辆坦克上机枪朝后，所有炮眼都开着，自动步枪从炮眼里伸向外边，坦克活像一只铁刺猬。路上遇见了我们的两辆装甲输送车，小伙子们坐在车上，穿着白色条纹汗衫，戴着巴拿马帽。他们望着我们，笑得东倒西歪。我看见一个被击毙的雇佣兵，受到很大震动。那个小伙子锻炼得像个大力士。我进了山，不知道应该怎么踩着石头走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先迈左脚。背着电话机爬十米高的山崖……一听到爆炸声就闭上嘴，其实应当张开嘴，否则鼓膜会被震破。他们给我们分发了防毒面具，头一天，我们就把防毒面具扔了，“杜赫”们没有化学武器。我们把钢盔也卖了，它戴在头上是多余的负担，而且像炒勺似的烫人。我有一个问题：从哪儿能再偷一个装满子弹的角状子弹盒。他们发给我们四个，第五个是用第一次领到的军饷从同志那儿买的，第六个是别人送给我的。作战时要留下最后一个角状子弹盒和最后一颗子弹。——这是为自己准备的，必要时对准自己的牙齿来一枪。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却用铁蒺藜把我们给圈了起来：“弟兄们，不能到那儿去，不要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因为已经为宣传工作派来了专门人才。”不信任我们，真让人气恼。我和一个阿富汗商人说：“你过去的生活方法不对，我们现在教会你，我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他微微一笑：“革命前我做生意，现在照样做生意。你回家去吧！这是我们的山。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办……”在喀布尔市里，妇女们向我们的坦克扔木棍、石头，小孩子们骂娘，不带口音：“俄国人，滚回家吧！”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对方用火箭筒朝我们射击，我及时端起了机枪，这一次救了我的命。子弹向前胸飞来，打穿了我的一只手，弹片刺入另一只手。我还记得，那是一种软绵绵的、舒服的感觉，一点也不疼……我还听到有人在我头上喊了一声：“射击！射击！”我扣扳机，可是机枪不响，我一看，我的一只手耷拉着，流满了鲜血。我还以为自己在用手指扣扳机，其实我已经没有手指了……我还没丧失意识，和大家一起从坦克里爬了出来，有人给我缠上了止血带。必须往前走，我迈了两步就昏倒了，我流了大约有1.5升血。我听见有人在喊：“我们要被包围起来了……”有人说：“必须把他甩掉，否则我们都得完蛋。”我央求道：“开枪把我打死吧……”有个小伙子马上走开了，另一个小伙子拉了一下自动步枪，但他的动作很慢。慢的时候，子弹可能会卡住。子弹果然卡住了，他把自动步枪扔掉了：“我下不了手！给你，自己动手吧……”我把自动步枪挪到身边，可是一只手怎么也不行。我很走运，不远处有个小沟，我躲在沟里的一块石头后边。“杜什曼”从旁边走过去，没有发现我。我心想：一旦被他们发现，就得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打死。我摸到一块大石头，挪到自己身边，比画了一下……早晨，我们的人发现了我。昨晚逃走的那两个人，用短呢衣把我抬回去了。我明白了，他们怕我把实情讲出来，其实我已经无所谓了。到了军医院，有人马上把我抬上手术台。外科医生走到跟前：“截肢……”我醒过来，发现缺了一条胳膊……躺在军医院里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少一条胳膊的，少两条胳膊的，缺腿的。大家都在偷偷地哭泣，有时借酒浇愁。我开始学习用左手使用铅笔……我回家后去看望姥爷，再没有别的亲人了。姥姥哭个没完，心爱的外孙缺了一条胳膊。姥爷对她喊了一声：“你不懂党的政策！”熟人见了面，便问：“带回羊皮短衣了吗？带回日本录音机了吗？什么也没带回来……难道你这也算去了一趟阿富汗？”我应当带一支自动步枪回来！我开始寻找自己的弟兄们。他们到过那边，我也到过那边，我们有共同语言，我们相互理解。校长找我谈话：“我们录取了你，你的成绩是三分，我们给你发助学金。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在公墓里聚会？这是闹事……”不许我们聚会，怕我们。如果我们组织起来，就会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他们应当分给我们住房，我们要他们援助长眠在坟墓中的小伙子的母亲，我们还要求他们树立墓碑，把坟墓用栏杆围起来。请告诉我，谁需要这些呢？有人劝我们：“弟兄们，不要大肆传播所发生的事和你们所见到的一切，那是国家机密！”十万士兵驻扎在另一个国家——那是机密。甚至喀布尔有多么炎热的天气也是机密……战争不会使人变好，只能变坏。反正都是一样。我永远不会回到参战前的那一天了，不会成为战争前的那个人了。我见过有人用兑换券，从医务人员手中购买黄疸病病号的两杯尿，他喝下去，病了，医务委员会让他病退。我见过有人怎样用枪打掉自己的手指头，怎样用雷管、用机枪的闭锁机让自己残废。我还见过有人怎样用一架飞机同时把锌皮包的棺材，还有装满皮毛、牛仔裤、女人裤衩，以及中国茶叶的箱子运回国去……见过这些以后，我还怎么能变好呢？过去一提到祖国，我的嘴唇就会发抖。如今我什么也不相信了。为什么而斗争，为什么斗争呢？和谁斗争？让我把这些话讲给谁听呢？让我们打仗，我们打了。喏，这就行了。也许是为我们的某种事业去打仗？现在各家报纸都说：一切都正确。以后也正确。与此同时，又开始说我们是杀人犯。相信谁呢？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谁也不相信了。报纸？我现在不看报，甚至不订报。今天这么写，明天又那么写，哪有真理？我不知道。不过，我有朋友，我相信一个、两个、三个朋友，他们干什么我都信得过。其他人，我谁也不相信。我在这儿已经六年了，我什么都见过了……发给我一张残废军人证书——享受优待吧！我走向为参加过战争的人准备的专用窗口：“毛孩子，往哪儿挤？你走错地方了。”我咬紧牙关，一声没吭。我听到背后有人在说：“我保卫过祖国，可这个小子……”不认识的人问：“你的胳膊呢？”“喝醉酒，摔倒在电火车下边，压断了……”他们相信，还表示惋惜……不久前，我在作家瓦连京·皮库里的长篇小说《我有幸》中读到这么一段话：“现在（指1905年俄日战争可耻的结局）很多军官申请退伍，因为不管他们出现在哪里，都会遭到鄙视和嘲笑。事情发展到军官连穿军服都感到丢脸，所以他们总是尽量穿便服露面。军人里甚至连严重伤残的瘸子，都引不起人们的怜悯。如果没有腿的乞丐说，他的腿是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拐角处被电车压断的，说他们与在沈阳和辽阳的战役毫无关系，那么施舍给他们的钱还要更多些。”再过不久，关于我们也会这么写了……我觉得，现在我甚至可以考虑换一个祖国，离开此地……——一位通信兵忘掉你曾有过两条腿我是自己申请的，总想参加这场战争，觉得有意思。我躺在床上，心里想象着那边的情景。我想知道，如果我有一个苹果，有两个朋友，我饿，他们也饿，我把这个苹果给了他们，我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以为在那边，大家和睦相处，人人都是兄弟。所以我才想到那边去。我下了飞机，瞪圆眼睛望着群山，一个退役的小伙子捅了一下我的腰（他已经准备飞回苏联了）：“把皮带给我。”“什么？”皮带是我从外国人手里买来的。“浑蛋！反正会从你手中收走。”头一天皮带就被收走了。我还以为“阿富汗——大家都和睦相处”是真的呢！白痴！新兵不过是一件物品罢了。夜里可以把他叫醒，用椅子、用棍棒、用拳头打他，用脚踢他。白天可以在厕所里揍他，把他打个半死不活，抢走他的旅行包、猪肉罐头、饼干（谁有就抢谁的，谁带来了就要谁的）……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这儿的娱乐就是按恃强凌弱的法则存在。“小黄雀，给我洗洗袜子。”这还算客气。有的人会说：“喂，小黄雀，给我把袜子舔干净了。好好地舔一舔，让大家都能看见。”温度高达七十摄氏度，走在路上晃晃悠悠。怎么欺负你都可以，可是打起仗来，这群“爷爷兵”冲在前边，掩护我们，搭救我们，这也是真事。但一回到兵营：“喂，小黄雀，给我舔舔袜子……”这些比第一次参加作战还可怕……第一次参战还蛮有意思，好像在看电影。我在电影里见过几百次冲锋陷阵的场面，原来那都是在胡编滥造。他们不是步行前进，而是奔跑，而且不是弓着身子、姿势很美地碎步跑，他们是在拼命地奔跑，运足气力，像疯子，像发疯的兔子转来转去地奔跑。我过去爱看红场阅兵式，爱看那些武器装备从眼前经过。现在我明白了，以此夸耀是不合适的。我现在的感觉是快把这些坦克、装甲输送车、自动步枪放回原地，加上护套，越快越好。最好是让所有在阿富汗战争中装上假肢的人，在红场上走一趟……像我这样，两条腿从腰部以下被截的人……如果从膝盖以下截肢，那该多幸运呀！那我就是个幸福的人了。我羡慕只从膝盖以下截肢的人……包扎之后，我蠕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假肢，突然变得这么小了。我躺在那里，穿着泳裤和空降队员的海魂衫，海魂衫那么大，和我的身体一样长。一开始，我不让任何人来看我，我一句话也不说。哪怕留下一条腿也好啊，现在连一条腿也没有了。最难做到的，就是要忘掉你曾经有过两条腿……四堵墙壁可以选择有窗户的那一面啊……我对母亲下了最后通牒：“您要再哭，就别来了。”我在那边最担心的是被打死，把我的尸首运回家，那样母亲会痛哭。每次战役之后，我们可怜伤员，但不可怜死者，而是可怜他的母亲。在军医院里，我本想对护理员说声“谢谢”，可是说不出来，连这样的话都忘了。“想不想再去阿富汗一次？”“想啊。”“为什么？”“在那边，朋友是朋友，敌人是敌人。可是在这儿，我常常问自己：我的朋友为何阵亡？为这些脑满肠肥的投机商？这儿的一切都不对头，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我在学习走路。走在路上，后边有人催我，我摔倒了。我命令自己：“保持镇静。第一道命令，翻过身，用手撑住；第二道命令，起立，向前走。”头几个月不像走路，更像爬行。我在爬行。这是那边最鲜明的画面：长着一副俄罗斯面孔的黑小子，那边这样的人很多。要知道，从1979年起我们就在那边了……七年呀……我还会到那边去的，一定去！如果两条腿不是从腰部以下被截的话，如果只是从膝盖以下截肢的话……——一位迫击炮手人死的时候完全不像电影里那样我曾经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去？”我能讲出一百条理由来，但主要的答案在这首诗里，不过我已不记得是谁写的了：世上有两件东西，好像同一个：第一是女人，第二是美酒。比酒更甘美、比女人更香甜的，对男人来说，是战争。我曾经羡慕那些到过阿富汗的同事，认为他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和平的年代怎能学到？我在一座市立大医院里当外科医生，已经十年了。送来的第一批伤员，我一看，差点儿被吓疯了。一堆肉，没有胳膊，没有腿，还在喘气，就连病态虐待狂影片里也看不到这种惨状！我在那边做的种种手术，在苏联无法想象。年纪轻轻的女护士们受不了。有的哭，连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了，有的哈哈大笑，笑个没完。有位女护士站在那儿，一直傻笑。这些护士都被送回国了。人死的时候，完全不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双手一扬，倒下去了。实际情况是：子弹击中头颅，脑浆四溅，中枪的人带着脑浆奔跑，能跑上半公里，一边跑一边抓脑浆。这是想象不出来的，他会一直跑到断气为止。与其看到他那种样子，听他抽泣、哀求速死，想早些摆脱痛苦，真不如让他开枪打死自己轻松些，如果他身上还剩下一点儿气力的话。另一个躺着，恐惧悄悄地攫住了他的心，他的心开始打鼓，他大喊大叫……检验一下他的脉搏，跳得正常，于是你放心了。可是脑子在等待那个人体弱力竭……不等你离开病床，这个娃娃兵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类往事一年半载是忘不掉的。等到这些娃娃兵长大以后，他们会再次经历这一切，他们的看法也会改变，不过我的观点已经改变不了。我父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名飞行员，他什么也没有讲过。他觉得一切都像日常的事，可我却弄不懂。现在只要提个醒，暗示一下就够了。昨天我看报上说：某人自卫到最后一颗子弹，他最后一个开枪把自己打死了。把自己打死了，这是什么意思？战场上的问题明摆着，或是你把他打死，或是他把你打死。很明显，你应该留下来。大家都撤走了，只有你在掩护他们，不管你是接受命令，还是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你一定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死路。我深信，在那一瞬间，心理上不难承担这种行为。在那种情况下，自杀被看成是正常的事，很多人都能那么做，以后人们会把他们称为英雄。在日常生活中，自杀者被视为不正常的人。当年公墓里甚至不允许把自杀的人和大家安葬在一起……报纸上的两行字，弄得你一夜不能合眼，把你心里的一切都翻腾起来了。凡是到过那边的人，都不愿意再去打仗了。硬说树上长着能吃的肉，这话骗不了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天真无邪，残酷无情，爱妻子爱孩子，或者不爱妻子不爱孩子，反正我们都杀过人。我在国外部队里了解到了自己的地位，但我一点也不后悔。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负罪感，我没有负罪感，有罪的是那些派我们到那边去的人。我高高兴兴地穿着阿富汗的作战军装，觉得自己穿上这种军装就是个男子汉。妇女们赞叹不已！有一天，我穿着阿富汗作战军装进了一家餐馆。服务员盯着我，我等着她说话。“怎么，看我穿的军装不妥？喂，给心灵烧焦了的人让出一条路来……”看谁敢说不喜欢我的野战军装，看谁敢吭一声。不知为什么，我在寻找这么一个人……——一位军医你们不要叫我儿子的名字我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出生前，丈夫对我说，是男是女都一样，最好是个女儿，然后她再有个小弟弟，她会给弟弟系鞋带。情况果然如此……丈夫往医院打电话，我回答说：“女儿。”“好，就要两个女儿。”这时，他们告诉了他真情：“您得了个儿子……儿子！”“谢谢！谢谢你们！”他为自己有了儿子表示谢意。……第二天……女护士给母亲们送来了自己的婴儿，就是没有我的。谁也不说什么。我开始哭，身上发烧。女医生来了。“年轻的妈妈，您伤心什么？您的儿子真是健壮。他还在睡觉，怎么也不醒。他还不饿，您别着急。”她把婴儿抱来了，打开襁褓，他还在睡。我的心放下了。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想从三个名字中选一个：萨沙，阿廖沙，米沙。三个名字我都喜欢。女儿塔涅奇卡跟父亲一起来看我，她说：“我抽了一个签……”什么“签”？原来他们做了几个签，扔在帽子里，然后抽签。两次抽出来的都是“萨沙”，他的名字是塔涅奇卡选定的。儿子生下来很重，四公斤半，身长六十公分。我记得他十个月就会走路了，一岁半就能说话了，可是一直到三岁，他还发不清楚P和C的音。他第一次看见大海，就叫起来：“我不是妈妈生的，是海浪把我抛上岸的……”他五岁那年，我送给他第一本相簿。他一共有四本：儿时的、小学的、军校时的和“阿富汗”时期的（里边只有他寄来的三张照片）。女儿也有自己的影集，他们俩我都单独给了。我爱家，爱孩子。我还给他们写诗：从春天的积雪下，雪莲冒出了嫩尖。正是满园春色时，我的儿子来到了人间。过去我在学校时，学生都喜欢我，我那时也总是欢欢喜喜……儿子爱玩“哥萨克抓强盗”的游戏，爱说：“我是勇敢的人。”那时他才五岁，塔涅奇卡已经九岁了。我们乘船顺着伏尔加河旅游，下了轮船，从码头到姥姥家，约有半公里路。萨沙站着不走。“我不走。抱着我去吧！”“你这么大了，还要人抱着你？！”“反正我不走路。”他就是不走。后来我们总跟他提起这件事。他在幼儿园时喜欢跳舞。他有一条红色的灯笼裤，他穿着这条裤子照相，那些相片还保留着。八年级以前，他集邮，集邮册现在还保留着，后来他又收集各种各样的纪念章。他还喜欢音乐，现在还保留着几盒录音带，都是他喜欢的歌曲。他少年时代一直想成为音乐家。但看来他是天生的军人，继承了军人父亲的一切。我们始终住在军人市镇里：他和士兵一起喝粥，擦洗汽车，谁也没有对他说过一个“不”字。当他把证件寄给军事学校时，大家都说：“好孩子，你将保卫我们的祖国。”他的学习成绩优良，中学时就一直是积极分子，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军事学校，领导还给我们寄来过感谢状。1985年，萨沙在阿富汗……我们为他骄傲——他参加了战争。我向我的学生们讲述萨沙的事，还有他的朋友们的事。我们盼望他休假时回家来……搬到明斯克市以前，我们住在各地的军人市镇，并养成了一种习惯：在家里从来不锁门。他没有按门铃，进屋便说：“你们找过修理电视机的师傅吗？”他和朋友们从喀布尔飞到塔什干，在那儿买到了到顿涅茨克的机票，没有更近的飞机场了，然后从顿涅茨克（当时明斯克不接受转机）飞往维尔纽斯。在维尔纽斯要等三小时的火车，他们嫌时间太长，认为离家只有两百公里，家已近在眼前，就租了一辆汽车。他晒得黝黑，瘦削，只有牙闪着白光。“我的好儿子呀，”我哭了，“你好瘦呀！”“妈妈，”他抱起我来，满屋子转悠。“我活着！我活着！妈妈，您明白吗？我活着！”两天以后是新年。他把礼品藏在枞树下，他买给我一条大围巾，黑色的。“好儿子，你怎么选了一条黑色的？”“妈妈，那边什么颜色的都有，可是轮到我买时，就只剩下黑色的了。您瞧瞧，您围上很合适……”我围着这条头巾埋葬了他，两年里我再也没有摘掉。他一向喜欢干些意想不到的事，说那是“意外的小礼物”。他和姐姐小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我和他们的父亲回到家里，发现他俩都不在。我到邻居家去找，到街上去找，哪儿也找不到姐弟，谁也没有见到他俩。我大叫起来，急得直哭！这时，装电视机的箱子盖突然掀开了（我们买了一台电视机，还没有来得及把箱子扔掉），从箱子里钻出我们的这双儿女：“妈咪，您哭什么？”原来他们已经铺好餐桌，烧好茶水，左等右等，不见我们回来，萨沙就想藏在箱子里，给我们一个“意外的小礼物”。结果他们藏在里面，睡着了。他性格温柔，男孩子像他这么温柔的不多。他总是亲吻我，拥抱我：“妈咪……好妈咪……”从阿富汗回来后，他变得更温柔了，家里的一切他都喜欢。有时，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谁也看不见。他夜里有时跳下床来，在屋里踱来踱去。有一次，他叫喊着醒了：“火光！火光！……妈咪，有人在开枪……”还有一次，夜里我听到有人在哭。我们家谁会哭呢？没有小孩子了。推开他房间的门，他正用双手抱着头在哭……“乖儿子，你哭什么？”“太可怕了，妈妈。”然后他再不说话了，既不对父亲说，也不对我说。他和往常一样走了。我给他烤了一提包核桃饼干，这是他爱吃的点心，整整一提包，让他能请大家都尝一尝。他们在那边想吃家乡的东西……第二次，他还是过年时回的家，开始是等他夏天回来。他在信里说：“妈妈，尽量多做些糖煮水果，多做些果酱，我回来要把它们吃光喝净。”从8月拖到9月，他在信里说想到森林里去玩玩，想采集香菌，可是他没有回来。11月过节时，也不见他回来。我们收到他的来信，他说：“我还是过新年时回来吧，你们认为是否更合适？有小圣诞树，12月爸爸过生日，妈妈的生日是1月……”12月31日，我整天留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在这之前，我收到一封信：“妈妈，我提前向您订制黑果馅饼、樱桃馅饼和奶渣馅饼。”丈夫下班回来后，我决定让他在家中等儿子，自己到商场去一趟，买一把吉他。早晨我刚刚收到一张明信片，说吉他已经开始有卖的了。萨沙要求过：别买贵的，买个普通的，能在大院里弹弹就行。我从商场回来，他已经到家了。“哎呀，我的宝贝儿子，我没能等到你！”他看见了吉他：“多么漂亮的吉他！”他满屋跳了起来：“我到家了，家里多好啊！咱们家大门口的味道都不一般。”他说我们的城市是最漂亮的，街道是最漂亮的，楼是最漂亮的，院里的槐树是最漂亮的，他爱这栋楼。可是现在我们住在这栋楼里太难过了，什么东西都让人想起萨沙，要想离开也难，他当年爱这里的一切。这次他回来后变了样。不仅仅是我，家里人都发现了这一点，连他的朋友们也发现了。他对朋友们说：“你们多幸福！你们都想象不出自己多么幸福！你们天天都像在过节。”我在理发店做了新发型，回到家里，他很喜欢：“妈妈，您永远留这种发型吧，您真美！”“我的好儿子，天天做这种发型，需要很多钱。”“我带回钱来了，都给你们，我不用钱。”有个朋友生了一个儿子，我还记得他带着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恳求：“让我抱一抱。”假期快结束时他牙疼，他从小就怕看牙。我拽着他的手，把他拖到卫生所去。我们坐在那里，等着叫号，我看到他吓得脸上直冒汗。电视里转播阿富汗的事情时，他就到另一个房间去。临行前一个月，他的眼里流露出忧伤的神情，也许这也是我现在的状态？可当时我是幸福的，儿子三十岁当了少校，是佩戴着红星勋章回来的。在机场，我望着他都不敢相信，难道这个英俊的青年军官是我的儿子？我为他自豪。过了一个月，他来了一封信。他向父亲祝贺苏联建军节，感谢我给他做的香菇馅饼。这封信之后，我不知出了什么事，睡不着觉。我翻来覆去，躺到早晨5点，眼睛还睁着。3月4日，我做了一个梦：茫茫一片原野，到处都有爆炸的白光……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升起一条条长长的白色烟雾……我的萨沙在奔跑，在奔跑，疯狂地奔跑……他无处躲藏……这儿冒了一股烟，那儿冒了一股烟……我跟在他后边……像当年在农村，那次我们遇上了雷雨……我用自己的身躯遮住了他，他在我怀里，像只小老鼠似的悄悄蠕动：“妈咪，救救我吧！”可是这次我没能追上他……他长得那么高，他的步子那么大……我拼命地跑……我的心要爆炸了……可就是追不上他……大门响了一声，丈夫进了屋，我和女儿正坐在沙发上。他穿着皮鞋、大衣，戴着帽子，穿过屋子，径直走到我们面前。他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他一向规规矩矩，因为他一辈子在部队里，他办什么都讲纪律。他走过来，在我们面前，双膝跪下：“我们家发生了不幸……”这时我发现门厅里还有一些人，女护士，军委会的人，我们学校的教师们，我丈夫的熟人们……相继走了进来。“萨沙，我的宝贝儿子呀！”三年过去了……可是至今我们仍然不敢打开他的皮箱……那里装着萨沙的东西，是和棺材一起运回来的，我觉得那里有萨沙的气息……十五枚弹片一下子都打在了他身上，他只来得及说一句：“妈妈，我疼。”为什么？为什么是他？那么乖的孩子，那么善良。他怎么会不在了？这些念头在慢慢地杀死我。我知道，我快死了，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我去找人们谈话，我强迫自己去见大家……我和萨沙，和他的名字一起，我讲他的情况……我在工学院做过报告，有位女大学生走到我面前，说：“如果当年少给他灌输那些爱国主义的东西，他就不会死了。”听她讲完话，我感到不舒服，昏倒了。我是为了萨沙才去的……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消失……现在说，那是命运的错误，说谁也不需要那场战争，我们不需要，阿富汗人民也不需要。过去，我憎恨打死萨沙的人，如今我憎恨派他去那边的国家。你们不要叫我儿子的名字，他现在只能是我们的，我不会把他交给任何人……连他的名字也不会交给任何人……——一位母亲我把自己的一生全忘了火光一闪……一片光亮，像光的喷泉，然后什么也没有了……漆黑一片，像是黑夜……我睁开一只眼睛，望着墙壁：我在什么地方？在军医院……接着我摸了摸自己，胳膊还在吗……再往下摸……用手碰了一下……怎么这么快就摸到底了……怎么这么短呀……我明白了：我失去了双腿。我真要发疯，各种可恶的想法都涌入脑海：死亡是比这个病房更好的避难所，还不如粉身碎骨，化为乌有……自己看不见自己，让别人也看不见我……想到这里，突然想不下去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严重的震伤……我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忘了……我打开自己的身份证，读到自己的姓名……生在什么地方……三十岁……已婚……有两个孩子……都是儿子。现在我需要回忆起大家的长相，一张面孔也记不起来了……第一个来看我的是妈妈。她说：“我是你的妈妈。”她讲述我的童年，学校……甚至讲了一些琐事，我上八年级时穿的是什么大衣。我得过什么分数……我最爱吃的是豌豆汤……我听她讲话，仿佛看见了站在一旁的自己……我在旁观自己……食堂值班的女工在呼唤：“你坐到轮椅上，我送你去，你妻子看你来了……”一个美丽的女人站在病房附近……我看了一眼，她站在那儿，让她站着吧！妻子在哪儿？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妻子。她讲我们的爱情故事……我们是怎样相识的，我怎样第一次吻了她……婚礼……怎样生了两个儿子……我听她讲，不是在回忆，而是想记住她的话……每当我想回忆什么事，头就疼得要命……看着照片，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又来了几个人……是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本来长得白白胖胖的，现在变得黑黑的了……小孩成了大人……我照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还挺像！我把战争也忘掉了……两年的事全都忘光了……不过，我现在不喜欢冬天……可是我妈说我童年时最喜欢冬天……下雪……孩子们讲起了打仗的事……我好像在看电影……我在想：“我为什么会到那边去？”把娃娃们派到那边去了……而我是军官，是职业军人……是我自己提出的申请……医生们说我的记忆力能够恢复……到那时我就会有两条生命……一条是他们给我讲的，另一条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位直升机驾驶员，大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