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会说谎。——萧伯纳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完成《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正视由于普通磕碰从鼻子里往外流血的孩子。在别墅区，看到捕鱼人欢天喜地地从深水中把鱼甩到岸边沙滩上时，我扭头就跑开，鱼那双静止不动的凸泡眼睛让我作呕。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生理与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储备力，而我的储备力已经用尽。我听见猫被汽车轧死时的惨叫声就要发疯，见到被踩死的蚯蚓就回避。我不止一次想到，鸟类、鱼类，如同所有生物一样，也有形成自己历史的权利。将来总有一天，有人会把它们的历史写出来。然而，突然的事发生了！如果这事可以称为“突然”的话。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了。“人世间的悲痛有百种反映。”（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开车去农村的路上，我们顺便捎上了一个上学年龄的小姑娘。她到明斯克采购了食品，一个大提包里露出几个鸡头，行李架上塞了一网袋面包。进了村子，她的母亲出来迎接。她站在篱笆墙旁高声喊叫。“妈妈！”小姑娘向她跑过去。“哎呀，我的好闺女，可来信了。咱们的安德烈在阿富汗……噢——噢！……他们像运回费多里诺夫的伊万那样，也会把他运回来的……孩子小，需要的坑也小……可是，我抚养大的不是一个小伙子，是一棵大橡树啊……有两米高。他来信说：‘妈妈，骄傲吧，我是空降兵……’噢——噢——噢，积德行善的人们哟……”再讲一件去年的事。一位军官带着旅行包坐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大厅有一半空着。他身旁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脑袋剃成士兵的秃瓢，用叉子在盛着干无花果的箱子里挖来挖去。几位农村妇女老实巴交地凑到他们身边，坐了下来，她们问：“到哪里去？干什么去？他是什么人？”军官是护送小兵回家的，小兵精神失常了。“从喀布尔开始他就乱挖，手里有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挖，不管是铁锨、叉子、棍子，还是自来水笔。”那个孩子仰起头来说：“应当掩蔽起来……我在挖战壕……我挖得可快啦……我们把战壕叫阵亡将士公墓……我要为你们大家挖条大战壕……”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我周围的人都在议论什么呢？都在撰写什么呢？他们议论的、撰写的都是什么国际主义义务，地理政治，我们的国家利益，南部国境线。在预制板搭起来的房子里，在农家茅舍里，窗台上摆着一盆盆无忧无虑的天竺葵。民间暗地里流传着有关阵亡通知书的事，有关锌皮棺材的事，说赫鲁晓夫时代建起来的小房子容纳不下那种棺材。不久以前，母亲们还扑在钉得严严实实的铁箱子上，绝望地呼天抢地；这时她们又在职工面前、在学校里，号召其他的孩子要“完成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在书报检察机关所密切注意的关于报道战争的文章中，从不提苏联士兵的死亡。他们硬要我们相信，“苏军有限人员”正在帮助兄弟国家的人民铺修公路，正往村子里运送肥料，而苏联军医们正在为阿富汗的妇女们助产接生，很多人信以为真。回国的士兵们把吉他带到学校里去，唱一些本来应该大声疾呼的事……我和一个人谈了很久，我想从他口中听到，作出开枪还是不开枪这一选择时的痛苦心理，可是他走开了。对他来说，这事似乎不是什么悲剧。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为了社会主义”杀人就好！军令已经为这些孩子划定了道德的规范。尤·卡里亚金写道：“任何一桩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识进行判断。可悲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历史并不相符。”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这么一句话：“人在自我中永远地丧失了。”可是，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塔什干航空港里闷热，处处是瓜味，简直不像航空港而是瓜棚。半夜两点钟，我望了一眼水银柱——三十摄氏度。半野不野的肥猫，据说是阿富汗种，毫不胆怯地往出租车下边钻。年纪轻轻的士兵们（他们还是娃娃呢）拄着拐杖，在一群从疗养地归来的、皮肤晒成酱紫色的人之间，在木箱之间，在水果筐之间一跳一跳地走动。谁也不理会他们，大家习以为常了。他们铺上一张旧报纸或一本旧杂志，席地而睡、席地用餐，过了一周又一周，他们就是买不到飞往萨拉托夫、喀山、新西伯利亚、伏罗希洛夫格勒、基辅、明斯克的机票……他们在什么地方被弄成残废的？他们在那边保卫了什么？没人对这些事感兴趣。只有一个小孩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还有一个醉醺醺的叫花婆子走到小兵面前，说：“你过来……让我可怜可怜你……”他用拐杖把她轰走了。可她并没有生气，还说了两句只有女人才能说出来的、让人伤心的话。我身旁坐着几位军官，他们在议论我国生产的假肢如何不好，还在谈论伤寒、霍乱、疟疾和肝炎。他们说，头几年没有水井，没有厨房，没有浴室，没有东西可以刷洗锅碗瓢盆。还议论谁带回来了什么东西，有人带回来摄影机，有的是“夏普”牌，有的是“索尼”牌。战争对某些人来说如同后娘，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亲妈。我还记得他们用怎样的目光观望那些休假归来的漂亮妇女，她们身穿袒胸露背的连衣裙……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过军人武夫，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动脑子的人”。人杂的地方散发着厕所堵塞的气味。我们长时间等候飞往喀布尔的飞机，突然出现了很多女人。下边是她们谈话中的零碎句子：“我的耳朵开始听不清了。最初是听不见鸟儿在高空鸣唱，比如，我一点儿也听不见鹀雀的叫声。我把它们的叫声录了音，调到最高频率……这是头部挫伤的后遗症……”“你得先开枪，然后再查明情况，被打死的是妇女还是婴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噩梦……”“枪声一响，毛驴就躺下；枪声停了，它就站起来。”“我在苏联是什么人？是妓女？这事我们最清楚。哪怕是在合作社里赚几个钱呢……可是男人呢？男人又怎样？个个是酒鬼。”“将军说过要尽国际主义义务，要保卫南部国境。他甚至动了感情，说：‘给他们带点水果糖。他们还是娃娃，糖果是最好的礼物。’”“军官很年轻。当他得知他的一条腿被截时，便哭了。他长得像个大姑娘，皮肤粉红白皙。起初我害怕见死人，特别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死人……后来习惯了……”“若当了俘虏，他们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又把砍断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带包扎起来，免得流血过多死了。他们就这样把人扔下，我们的人把他们找回来时，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治疗。”“海关看见我的旅行包是空的：‘你带了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带。’‘什么也没带？’他们不相信，逼我脱衣服，只剩下一条裤衩。因为人人都带了两个皮包。”“起来，否则就睡过站了……”飞机已到了喀布尔上空。飞机在下降。炮声隆隆。巡逻兵端着自动步枪、穿着防弹背心检查通行证。我本来不想再写战争了，可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观察他人怎样显示勇气，怎样去冒险，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昨天我到食堂去吃早饭，路上跟哨兵打了个招呼，半个小时以后，这位哨兵被一块飞进卫戍区的流弹片打死了。我一整天都在努力回忆这个孩子的相貌……此地把记者称为编故事的人，作家也一样。我们作家小组里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他们都急于到最远的哨所去，想冲锋陷阵。我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了什么？”“我对这事感兴趣，我将来可以说：我到过萨兰格……我要放几枪……”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感觉：战争是男性天生的特质。对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摘自他人的讲话——“我靠近开了一枪，眼看着那个人的头骨飞散开了。我心想：‘这是第一个。’战斗之后，有些人受伤，有些人被打死，大家都不言语……我在这儿梦见了电车，梦见我乘电车回家……我最喜欢回忆妈妈烤馅饼的场景……家里充满揉面的香味……”“你和一个好小伙交了朋友……后来，你看见他的肠子一串串挂在石头上……这时，你就开始想要替他报仇了。”“我们在等待驮运队，等了两三天。我们躺在滚热的沙子上，就地拉屎撒尿。等到第三天晚上，你快急疯了，你满肚子仇恨，射出了第一梭子弹……一阵枪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这时，我们发现驮运队载的是香蕉和果子酱……那次吃的甜玩意儿足够回味一辈子……”按普希金的看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或都讲出来），是力所不及的。坦克上写着红色的大字：“为马尔金报仇雪恨。”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人跪在街道中心号啕大哭，她面前躺着被打死的婴儿。大概只有受了伤的野兽才能嚎得这么凄惨。我乘车经过一个个被摧毁的村庄，村庄活像是翻耕后的田地。不久以前，这儿还是一座座农舍，现在成了一堆堆没有生命的泥土，它比在打冷枪的黑暗还可怕。我在军医院里看见，一个俄罗斯姑娘把一个绒布小熊放在阿富汗男孩的床上。他用牙叼着玩具在玩、在微笑，他的两条胳膊都没有了。有人把他母亲的话译给我听：“是你们俄国人开枪打的。”又问：“你有孩子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怎么也无法弄明白，在她的话里，更多的是恐惧还是宽恕？人们在讲圣战者对付我们俘虏的残酷手段，活像是中世纪时人的所作所为。这个国家的确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的年代现在是14世纪。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马克西莫维奇评价一个山民杀死贝拉父亲的行为时说：“当然喽，按他们的观点，他做得合情合理。”可是按俄国人的观点，那是兽性行为。作家发现了俄罗斯人民的这一惊人特点：善于站在另一民族的立场上，并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理解事物。可是现在……摘自他人的讲话——俘虏了几个“杜赫”……我们审讯他们：“军用仓库在哪儿？”他们不语。我们用直升机把其中的两个人吊到半空中：“在哪儿？指给我们看……”他们不语。于是我们把一个人抛向山岩。他们打死了我的朋友。他们还想笑，还想高兴？他已经不存在了……哪儿人多，我就往哪儿开枪……我开枪扫射过阿富汗人的婚礼……新郎和新娘，一对新人正走着……我不怜悯任何人……我的朋友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野兽永远不会像人那么凶残，凶残得那么巧妙，又那么艺术。”是的，我预料到我们不愿意聆听，也不想写下这些事。但是任何一场战争，不管是谁指挥的，是为何而战的，尤利乌斯·恺撒也好，约瑟夫·斯大林也好，都是人和人的相互残杀。这是杀人，但我们国内对这事不能深入思考，不知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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