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帝妃议袁案 崇祯初自省

    第141章 帝妃议袁案 崇祯初自检

    （188）

    正如王永光在乾清宫，经受帝妃当众训斥时所想到的：自己是感冒发烧，抑或酒醉？竟当面攻击祖大寿之离去，系“袁党余孽，畏罪潜逃”；在不经意间竟犯了徐府和玉妃大忌。若非悔罪表态得快，显些当廷丢了性命。现虽被下旨戴罪立功辽边督军，无疑于充军前线，生死未卜，但总算暂逃过眼前一劫。至于生死命运，还在于自己认真把握。所以，思想坚定后，次日便抓紧时间启程赴辽了。

    但对此事的处理及崇祯的言行，却让在“诛袁事件”中，都颇为积极的一些人，如内阁辅臣钱龙锡、都察院副卿李标、吏部侍郎兼赴辽钦差祝明、司礼监总管兼秉笔太监安晓元等，一时间却大惑不解：处置袁崇焕后，时间仅隔未足两月，这皇上态度却突兀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开始时的对为袁求宽说情者，不是当场处分，便是严厉训斥；甚至声言，欲追究派家厨给袁崇焕送毒酒，以解除他受磔刑痛苦的、爱妃徐如玉的“循私枉法之责”。但对处置袁崇焕，持积极态度的阁臣太监，不仅大为赞赏，且加官进爵。而那位王永光，明知他原是魏党，正因他找专家鉴定袁崇焕与皇太极所定，《攻守同盟》真伪有功，故随被复职大理寺少卿。可正是这同一个王永光，反却因在朝堂上，攻击“祖大寿系袁党必须通缉追究”的几句话，却被当即下旨辽边，说是督军，实为发配充军------

    虽然诸阁臣和有关太监，均都大惑不解无所适从，但作为当事人的崇祯帝和他的爱妃徐如玉，心里却都明镜似的，均知其中的内因和内情。于是，当王永光、祝明及其他朝臣相继离去后，这对原本“龙凤和鸣”的帝妃，围绕着新近发生的，“怀疑袁崇焕叛国投敌获罪被诛事件”，二人分别动开了心思------

    其实，崇祯帝对诛杀袁崇焕，并非出自他的本心愿望，亦不单是听信奸佞谗言所致。像他这样一个孤僻倨傲，充满自信、胸怀高深的帝王，自己若无此心，他人是轻易难以打动的。最终决定杀袁崇焕，既是由袁本人的狂妄自大，目无尊长，咎由自取；更是由崇祯帝的多疑性格，和过度的防变心理使然。

    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由后天的社会生活，成长环境影响，及教育熏陶而形成。正如古文《三字经》中开篇所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崇祯帝虽自幼生活在，富裕舒适的皇宫大内，又有着皇子的尊贵身份，按普通人的见识，那可是要风有风要雨得雨，神仙般的日子。但实际上却不尽然。他虽是其父光宗帝元配王才人所生，仅长兄由校和他同胞二人，但其上还有周贵妃所生老二、老三、老四等三个堂兄，他则排序老五，是为“幺弟”。按现代社会普通百姓人家习惯，最小的孩子往往最获宠爱；他亦多受父皇垂怜。但遗憾的是他母妃薨世得早，尚未等到丈夫继位封后。从小缺少母爱，父皇又忙于朝廷大事无暇顾及，便明里暗中遭受姨娘和堂兄们欺凌排挤，和趋附姨娘堂兄们的魏阉客氏暗中打击。在一个缺乏亲情抚慰的环境里，每天不仅要面对虚情假意，且须防备遭人暗算伤害，从而使他幼小的心灵，便早早地设下了“心理防线”，深种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警惕种子；形成了孤僻倨傲品格和疑怀猜度心理。如此品性便会让其与人极难相处，更是为官为帝者的大忌，是成就中兴大业、甚至守成的硬伤。

    具体到在对袁崇焕的任用上，崇祯从一开始便已处于极端矛盾之中：他既欣赏袁崇焕的军事才干、英勇果敢；肯定对方的功勋战绩；但却更反感对方的孤高自负盲目乐观态度。

    其实，他对袁的不满，是在对方二次赴辽之前，便早已埋下了伏笔。那天在乾清宫“奏对”，同着诸阁臣和兵部同僚，当崇祯因求稳心切，要求袁崇焕给个“平患复辽”准确时间时，若换上个圆滑老练或谦虚谨慎的人，定会打个迟疑，思虑半天，答复“将尽力而为”；或会提议给自己考虑时间，容后回答。但出乎群臣和崇祯意外的是，这个一向自负的人，却想也没想，便即当场表态------许是嗣后听了许誉卿言有所后悔，次天又重来乾清宫，欲再次同帝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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